全面“一肩挑”背景下农村政经关系调适性治理的实践逻辑——以N区为例

在中央推行全面“一肩挑”背景下,农村政经关系呈现调适性治理样态。以N区为例,在理论与经验互构中提炼出全面“一肩挑”背景下农村政经关系调适性治理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形成“研究视角—影响因素—实践路径”的研究进路。研究发现,农村政经关系是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社会的产物,农村政经关系的调适性治理不是简单的回归式改革,而是“政经合一—政经分离—超越政经合一”的前进式改革,经历了“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治理逻辑”的演进过程。农村政经关系调适性治理既有来自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素,也有来自农村基层治理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全面“一肩挑”背景下农村政经关系调适性治理的落脚点是农村党组织建设,即以农村党组织建设引领农村政经关系调适性治理,其实践路径包括回应“政经合一”和“政经分离”中的党建问题,完善调适性治理过程中的理论党建、制度党建、融合党建。据此,该研究在理论上有利于对农村政经关系调适性治理和农村党组识建设提供系统化诠释,在实践上则有益于为中央实施全面“一肩挑”提供可行的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人类生产力经济和生产力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科学技术进步周期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创新对生产力要素结构、生产力组织形态、生产力运行机理和经济发展态势,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新质生产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架构之上,对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生产力是建立在每一个时代发展背景之上的,其生产力水平与其当时所处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代表每一时代的科技水平的生产力就是当时的新质生产力,从历史时间维度和历史空间维度而言,新质生产力都有着对物质资料生产的自身演化规律。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破局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应对当前国际地缘格局,并在提升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论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实质、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人类解放等方面的论述,既科学地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道路,也为在新历史发展方位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阐释,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在生产力内涵上的质的跃升;重构和拓展了生产力要素结构;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有利于打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元对立的窠臼;新质生产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方法上提出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辩证法;在全面深化改革上提出把握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历史主动”;在思想上实现了中华民族“创新”禀赋的创造性转化。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且为在理论上摆脱西方经济学“学徒”状态、实践上打破“脱实向虚”和“脱钩断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纲领。

2023年的缅甸:冲突升级与危机应对

缅甸自2021年政局突变以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2023年,各方面情况继续恶化,军方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危机,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持执政地位、稳定经济形势和寻求外交突破。政治上,国家管理委员会虽然通过改组政府、打击贪腐等措施试图维稳,然而,“民族团结政府”、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人民保卫军等各反军方势力开始结盟、互为犄角,与军方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缅甸全国范围内频发暴力事件和武装冲突。国家管理委员会疲于应对战事,在部分省邦地区丧失有效治理权,造成国家主权结构碎片化。经济上,尽管国家管理委员会调整产业战略、努力平衡贸易、管制外汇,但经济受政治牵累严重,致使其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来保证政权生存,加之国际制裁、内部冲突和货币贬值等影响,缅甸经济未能延续复苏势头,总体严重下滑,外贸和投资大幅减少,给民众生活带来困难。在外交领域,美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旗帜,以改变缅甸政治进程为目的,加大对缅甸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力度,缅甸与美西方国家关系继续恶化。但国际冲突和紧张局势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缅甸军政权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生存。为寻求在国际上的支持和帮助,缅甸军政权在维持与中印等大国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主动向俄罗斯靠近。2023年,东盟“五点共识”未发挥实效,东盟内部对缅甸问题态度分歧严重;缅甸放弃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资格,也是无奈之举。2024年及可预见的未来,政治上,缅甸军方面对巨大的反叛压力和内部安全问题,难以兑现大选承诺。经济上,缅甸经济预计继续低迷。外交上,尽管缅甸军政府使用对冲“、平衡”等应对手段,但由于美西方制裁升级,其将面临更大的外交挑战。总体来看,缅甸深陷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多重危机,发展道路仍充满不确定性。

智能经济条件下劳动过程的新变化——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

智能经济深刻影响企业的直接生产过程。要认识劳动过程的新变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为指导,其理论框架包括要素组织、过程管理和所有制关系。在智能经济条件下,劳动过程的要素构成和技术组织形式呈现出一系列智能化特征。社会组织形式的新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协作的数字化、分散化和扩大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智能经济对私有企业雇佣关系和公有企业录用关系的不同影响。劳动过程的要素运动、劳动者技能的变化以及其主体性的彰显等在不同企业中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劳动过程的管理而言,智能技术使科层制高效化、制度算法化、企业文化灵活化。在所有制关系中,委托代理关系的监督成本下降,信息不对称问题弱化;管理关系的组织协调更高效,劳动监督更严格;私有企业中劳动者竞争加剧,公有企业中劳动竞赛的意愿提高。

国际经济地理学四大学派的特点及交叉

基于理论著作和其他文献,分析经济地理学家提出并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地理、制度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四大学派的特点和交叉,认为:政治经济地理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在制度研究上有交叉;政治经济地理与演化经济地理学都重视“过程”或“演化”研究;政治经济地理与关系经济地理学在人与组织关系上有共同之处;关系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共同注重路径依赖;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制度与经济演化的关系,关系经济地理学关注制度与经济互动的关系,它们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形成交错。各学派的核心特征为:政治经济地理聚焦政治经济(生产关系)的地理过程,制度经济地理学研究特定地域制度塑造或制约经济行为及经济结果,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空间演化,关系经济地理学注重形成经济景观的各相关因素的关联作用。这些学派弥补了经济地理学规范分析的一些不足,同时在普遍规律研究上有明显缺陷。中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建设在鼓励学术观点争鸣的同时,应注意兼顾现象的特殊性和理论的一般性。

中缅政治经济关系:战略与经济的层面

从目前来看,缅甸既不是中国的战略棋子也不是其经济枢纽。1988年后的中缅关系是不平衡的、不对称的,但是互惠互利的。两国的战略、经济关系是政治联姻性的。然而,缅甸连接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重要地理位置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缅甸是中国实现成为21世纪大国这一战略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对缅甸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仰光将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战略卫星国。

内外经济循环理论与大国经济发展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的经济内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联系日益紧密。本文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了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关系,并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大国内外经济循环运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重视经济内循环,发挥大国经济优势的建议。

1988年以来缅甸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意义

1988年以来缅甸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对缅甸经济以及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政治—经济及其互动的角度分析缅甸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成效和特点以及对缅甸所具有的意义。文章认为,缅甸的对外经济关系对缅甸军政府的维系至关重要,但由于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严重制约,对缅甸国内经济的支持有限。

2012年东南亚地区发展形势综述

2012年,东南亚多数国家都在实行"新政",各种各样的政改成为东南亚政治发展的主色调,稳定中求改革是其主要特色。与政改相关联的是,东南亚各国普遍遭遇了较大的社会压力,政改的原动力更多地体现为顺应"民意"。在经济方面,多数东南亚国家保持了高速增长,整个地区实现了超过5%的平均增长率,投资、消费和出口仍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则在争论和妥协中继续前行。在内外关系方面,呈现出内部矛盾增多,对外交往频繁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关系刍议

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不搞市场经济,中国无法提高生产力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无法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高校如何开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综合素质,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为此,笔者认为,首先要准确把握好这两门课的性质和功能,摆正二者的位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然后要对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作一些大胆的改进。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担任这两门课的教师,要实行"准入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共同富裕内涵与我国实践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共同富裕”内涵应该有哪些方面?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国在迈向共同富裕扎实一步前必须要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就是从经典作家文献来剖析共同富裕的深邃内涵,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共同富裕上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批驳,进而对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措施进行评价并给出合理化的建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导言

研究和写出一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学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当代经济理论界历史性的责任和使命。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指导思想是否正确。这部政治经济学,既不应当是传统社会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学(由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构成)的修订版,也不应当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更不应当是改革开放以后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实为西方经济学的再版,而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为指导,从同当代中国生产力相适应的现实经济关系出发,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以已经认识到的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一般关系为基础,揭示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

缅甸与韩国政治关系与经贸合作论析

1975年5月16日,缅甸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长期以来,两国政治关系相对疏远,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尤为缓慢。2011年3月,缅甸民选政府吴登盛总统执政,缅甸与韩国政治关系逐渐得以恢复,两国高层互访日渐频繁,政治互信加深,双边经贸合作实现快速、全面发展。基于两国政治关系与经济互补优势,未来双边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农村集体经济的两种错位及其矫正:一个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

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经历“人的相互依赖”(一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二形态)和“自由个性”(三形态)三个历史阶段,而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些属性在中国农村同时存在,体现出一种“共时态”特征。在实地调研山西大寨、安徽小岗、烟台模式、官桥八组等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长期发展中暴露出两种生产关系错位问题,即“名三实二”的农村市场化改革和“以一补二”的乡村能人治理模式。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以“政治性统合”引领“经济性统合”,做实农村集体经济,以纠正第一种错位;要以政党力量引导乡贤能力的发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塑集体经济的文明基因,以纠正第二种错位。

缅甸政治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对缅投资

近年来中国一直是缅甸的第一大外来投资国,但从2011年密松水电站被搁置事件以来,中国对缅投资遇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困难,给中缅两国的经济合作甚至外交关系都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从缅甸国内政治斗争、经济改革进程、民众社会意识上升等角度,分析2010年缅甸政治经济转型对中国在缅投资带来的影响;从政策、主要项目、投资数量变化、投资人策略与行为调整等方面分析2010年以来中国对缅投资的新变化;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其他国家企业对缅投资的前景等方面,分析其对中国在缅投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中国对缅投资的发展前景。

危机后西方政治经济学新进展及其启示

本文梳理和总结了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主要包括阶级分析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调节学派对危机的解读,以及《21世纪资本论》的相关内容。本文指出,这次危机源于"劳动与资本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双重失衡;处理好"劳动与资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应当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见解。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之中。这些批注和谈话，为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遗产。本文从12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这12个方面是：（1）论苏联经济学范式；（2）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3）论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5）论过渡时期；（6）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7）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8）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9）论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10）论社会主义管理；（11）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12）论共产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提纲”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及其"经济学提纲"(8条)首次集中阐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提出了"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生产关系两分方法以及中介范畴等原创性思想,从而为探索中国经济学体系及其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跳出西方学者的模式中性论和价值中立论,努力挖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经济学提纲"(8条)中所蕴藏的当代价值,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