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典故与诗歌——从元好问“曲学虚荒小说欺”谈起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古代文论的名作,第23首中“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过去学者大多不予注释和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对此也大多跳过不讲。实际上此句所论是苏黄等宋代诗人在诗歌中使用小说和曲学典故的问题。宋人在博学风尚下大量阅读小说,与此同时,宋人作诗又好用僻典,于是小说和曲学成为诗歌用典和取材的重要来源。苏轼、黄庭坚等人诗中使用小说典故表现突出,并开启了一时的风气,而到南宋和金代,元好问等人则对这种诗风和诗学进行了批评。

迷信与科学之间--《夷坚志》的瘟疫叙事及其反映的社会心理

瘟疫故事作为《夷坚志》诸多题材类型之一,映射和重构了南宋以江西和江浙为重点的广阔地域范围发生瘟疫的历史真实,还原了一个个灾情现场,描绘了丰富的疫鬼瘟神形象。瘟疫以不可预知性、杀伤力传染性强大而引起社会极度恐慌,洪迈以志怪的形式呈现了受灾民众的复杂心态,特殊人群的积极救治,达到了一种文学真实。在缺医少药的古代,民众的瘟神信仰,政府的祈神禳灾,虽然是一种应对瘟疫的虚幻手段,但有利于民众情绪的发泄,消减群众对意外事件的焦虑,将无形的信仰和有形的医药结合,迷信和科学措施并行,起到了药物救治和心理暗示的双重功效。

两宋“双城记”:“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解读的城市文化视角

以两宋“双城”的视角来观照“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包公与济公皆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以两人为中心的系列小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两大文本系统。“开封包青天”和“钱塘济颠禅师”都带有鲜明的城市属性,两个系列都以宋代都城生活为主要背景展开叙事,呈现出一北一南两大都城的文化特色。两类小说在都城文化和人物属性的互动上颇为相似。一方面是“依城塑人”,即人物开展都城化叙事。“包龙图”依托“开封府”统领侠客在以政治主题为主的多元空间内惩恶扬善,济公则以“替僧”身份游走临安的市井江湖,带领徒弟扶危济困、普度众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人名城”,即都城彰显人格化特征。城市与主人公之间展开多维度的互文与对话,以彰显城市的人格化气质,包公逐渐演变为中原清官文化的时代象征,济公身上则凝聚了江南和合文化的世俗样貌,威严气度与谐谑趣味参与建构了小说中开封与临安的城市美学形象。

“东床坦腹”与东晋政局——《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条的政治史解读

《世说新语》中关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婚姻佳话,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郗鉴择婿东床的时机与动因,暗含着对东晋政局的多方考量:一是联合王导,以北来流民帅的身份立足江左、稳固权力;二是与琅琊王氏形成军政联盟,内外呼应,以壮大武力外藩的军事实力;三是借助王羲之家族关系与宗教信仰,以拓展交游,经营政治资本;四是鉴于王羲之无心政事,可在复杂时局中从容进退、保全门户。郗、王联姻,当下可以安定政局,长远可以延续门户,同时也在客观上制衡了其他不轨门阀,从而维持了东晋朝廷较长时间的安宁稳定。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争

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是魏晋玄学的主题。名教产生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原初意义上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以仁为内在旨归,在强调礼治的基础上,重视道德实践。经过后世神学化、纲常化的解释,名教慢慢脱离原有内涵,成为伪名教,逐渐走上与自然对立之路。《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越名教而任自然”实质是对伪名教的反抗,而不是真正脱离名教。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名教,归于名教仍是当时士人的主要思想。

小说观、小说史观与六朝小说史研究——兼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论述

小说观和小说史观是构建小说史的核心和灵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也规范了中国小说史学八十多年的发展。然而,其以小说为虚构的故事的现代小说观与六朝志怪和志人作品的创作思想和认知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进化论所构建的小说发展线索也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中国小说史的建构从鲁迅开始,不必也不应该到鲁迅就结束,全体小说研究者都有责任和义务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重构中国小说史,让中国小说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以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努力探讨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及其文化特色,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 ,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 ,而且 ,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论魏晋人物美学的范畴与体系

兴起于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蕴涵了一个内容丰富、相对完足的审美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物美学观念的成熟。而在人物品评中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形""神""才""性""情""识""度""器""量"以及"清"、"通"、"简"、"远"等,则分别构成了魏晋人物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评价体系。这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唐宋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程灵洗信仰是由一组神话故事构成的,主要创作于唐宋时期。唐代的神话故事是以徽州的蛟斗事件为依据,以晋许逊的斩蜃故事为蓝本,以唐高宗的千年石刻和武周革命为背景综合创作而成。宋代的神话故事是对唐代的复述,但在细节表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的社会现状并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性命义理学说影响。

宋元诗歌中的蚩尤意象

蚩尤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曾与黄帝在涿鹿作战,最后被杀。他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在宋元时期却以不同的面目不断地出现在诗人笔下:或者直接指神话中的蚩尤,或者是作为战神祭祀的蚩尤,或者是象征战乱的蚩尤旗,或者是与蚩尤有关的一系列历史遗迹,等等。蚩尤作为神话原型,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特定心理,并在宋元诗人的反复使用中,又获得新的意义内涵。蚩尤作为神话人物已经移位为文学殿堂中的意象。

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及影响

本文讨论了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情况及主要的研究形式。作者认为,明代《世说新语》的代表为王世懋和何良俊。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对《世说新语》的研究观点,确立了《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类叙事的体例规范;使正文与注的相互响应与补充成为《世说新语》类拟、续之作的典范;提出了对叙述文辞与所叙内容合乎社会规范的统一的关注。对《世说新语》的传播和明清的《世说新语》拟续之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柳毅传》原发生地考辨

唐传奇《柳毅传》故事原发生地有洞庭湖之说、太湖之说及虚构说等。从唐人的小说观及文本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地理知识、文化背景、物产及小说风格等进行考辨,证实:《柳毅传》故事中"洞庭"是指太湖,"湘滨"不一定就是"湘水之滨",因而传奇的原发地只可能是太湖地区,而不可能是湖湘洞庭。

唐传奇中的两性故事

该文通过对唐传奇中两性故事的重新解读,目的不在于怎样“评价”这些作品,而是描述这些作品“是什么样子”,并且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由此发现一系列不同于通行文学史的“意味”。这些作品都以男性的书生意识为中心,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折射出书生潜意识中对越轨性关系的幻想、对“母亲”的寻找、对“诗中情人”的散文化欣赏。这种“意味”蕴含在特定的人物结构、故事框架、母题、视角等“形式”要素之中,成为“传奇体”的重要叙事特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人称代词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

《世说新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有"汝""尔""卿""子""乃"等五个。"汝"在句中主要作主语,且使用频率大大超过了"尔"。这个时期新出现了第二人称代词"卿",在句中主要作主语。第二人称代词"汝""子""乃"在句中均表单数语义,新出现了复数形式"汝等""汝辈""尔等""卿等""卿辈"等,"尔"和"卿"既可表单数语义,也可表复数语义。这一时期"汝"多表示对对方的告诫、责备和轻视,且"汝"多用于亲属关系中,"尔"则多用于君臣和上下级关系中。"卿"主要用于友好的场合中,但不仅仅用于表示对话者之间的亲爱的称呼,也有一些表示对对方的劝诫和责备。"乃"表尊敬的意味逐渐消失,多用于表示对对方轻微的责备或劝诫。

《全宋诗》遗珠

清乾隆时著名诗人、宋诗专家厉鹗,继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后,从宋人文集、诗话、笔记以至山经、地志等各种珍秘典籍中搜集宋人诗歌及有关故事、事实,用二十余年功夫辑集三千多家,写成《宋诗纪事》,为编撰《全宋诗》提供了大量难得的资料。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的《全宋诗》,从《宋诗纪事》中采录得很多,但由于编者万虑一失,核对不够,尚有"遗珠",本文为"遗珠"的第三部分。

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发展历程

明代神魔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明朝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市民阶层的扩大和个性思潮张扬给明代神魔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明代神魔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作,在整体上达到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魔小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酝酿期、繁荣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

神话文学的翻译形象解读——以《聊斋志异》英译为例

《聊斋志异》既有中国上古神话的缩影,也有世界神话性质的形象变形。它体现了神话文学形象塑造的四个特点:内容的社会化、人物的性格化、故事的情节化和去仪式化。在《聊斋志异》英译过程中,译者对神话文学的形象解读进一步凸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概念化,即在根本概念上注意词源内涵和解释说明,并根据不同的语境来选择不同的解说和表述;二是显化默认值,即对原文中出现的原典形象、文化细节和人物背景作出注释,以实现其阐释功能;三是突出核心意象,即塑造狐仙形象是《聊斋志异》翻译的重要环节。

论《故事新编》的审美意趣

《故事新编》的审美意趣荡漾在新故之间,小说既有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批判,又有对现代文明的接纳与反思。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以"民间"的表达,对圣贤人物进行凡俗化和喜剧性的描写,在恢复历史文化符号的"人格"的同时,又对耽于物质、疏于精神的民众表示担忧。在精神追求上,小说表现出强烈的魏晋风度,《故事新编》中褒扬的人物无不"师心使气",忠诚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历经人世沧桑的鲁迅,从容不迫、曲折冷静地咀嚼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在体裁的选择上,《故事新编》对历史进行文学化书写,使作品摆脱束缚,以诗的真实代替历史的真实,文本具有了文明批判的超越性。而小说的杂文化写法,以一种文体上的油滑,表现中国社会文化中本有的油滑,小说由此介入现实,发挥其社会评判的"战斗"功能。在游戏笔墨的背后,有着严肃的"为人生"的出发点,具有"不游而游"的精神特质。

论明清小说中的“双城记”及其文学史意义

明清小说在对发生于某一重要城市中的故事情节展开细致描绘时,经常会有另一重要城市的空间叙事与之对应和参照,从而形成彼此关联、相互映照的“双城叙事”现象。明清小说中多有此类“双城记”,并形成了轮替演进、前后接续的序列。特择取三个阶段的六组“双城”即明代至清中期的汴梁与杭州、北京与南京、苏州与扬州,晚清的扬州与上海、上海与广州,清末民初的北京与上海为主要对象,分析“双城记”的主要意涵与表现形态,进而将之视为整体,从归类视角、文学走廊和演进机制的角度探究其形成机理,最后就文学史之演进、小说地图之建构、古今文学之嬗变、中外文学史之互鉴等方面揭示其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