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时期的忠观念——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二

经过炎黄到尧舜禹时期的嬗变,源于尚中习俗的忠意识得到不断发展,并在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际发展成为忠观念。夏、商、西周时期是忠观念的发展演进期。受三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忠观念在夏、商、西周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和特质。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尊命”,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朴忠的特质;商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神”,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敬忠的特质;西周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忠观念也成为支撑礼乐制度的重要价值观念而日益走向成熟,不断向践行主体明晰、责任义务明确的道德规范演进,并最终在东周时期发展成忠德这一德目。

尧舜共同体的早期国家特征论析

尧舜共同体在国民结构上出现了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具备了按地域划分国民的国家特质;在国家权力上社会公共权力得到发展,并初步具备了王权特征;在国家结构上呈现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初期特征。这三点与夏商国家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是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体现,唯其仍有一定原始性,所以可称为早期国家的初始阶段。文献与考古材料对尧舜共同体时期社会发展的反映有一致之处也有差异,其差异体现了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社会发展的三个特点:早期国家初始阶段,具备国家要素的城邑(或中心聚落)为少数,大多数古城和聚落的发展仍比较原始,规模小,社会形态单一,仍以血缘组织为统治基础;进入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的城邑(或中心聚落)大多规模较小,影响有限;从全国范围看,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社会发展处于多中心状态,直到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核心和主导地位才得以凸显。

安徽省新石器和夏商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与人地关系的初步研究

安徽省新石器早期遗址有淮北的小山口和江南的沟汀,该时期淮河流域的聚落多于长江流域。新石器中期,考古发掘的野生动物骨骼和孢粉分析表明聚落周围是一个河湖密布、森林草原并存的生态环境。新石器晚期,古人已能分辨土壤的优劣并很可能会利用环境条件改善土壤的不良特性;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剖面分析表明,环境只是古聚落分布和数量变化的基础因素,生产力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降温和夏初的大洪水侵袭。夏商周时期全省聚落总数增加,但淮北平原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降温和夏初的大洪水侵袭,聚落大规模缩减。皖中和皖南的丘陵山地地貌使那里所受洪灾较轻,灾后这些地区因热量条件好使聚落迅速发展起来。新聚落大多建在利于农业生产、能躲避洪水的地方。

“六畜”的起源和传播历史

通过总结对比欧亚大陆考古遗址出土的猪、狗、黄牛、羊、马和鸡的遗存鉴定结果和年代，梳理了我国“六畜“的起源与传播的历史。10000—9000BP（BeforePresent，距1950年），猪和狗驯化于中国北方；约10000BP，黄牛和羊最早驯化于西亚地区，4500BP前传入中国：约5500BP驯化的马出现在中亚地区，在夏商时期传入中国：鸡的起源问题争议较大，在3600BP之前出现在中国北方。在汉代之前，“六畜”已成为中国广泛利用的家养动物资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相继出现,均是在原有邦国基础上,获得天下诸邦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产物。诸多同姓和异姓邦国对夏朝的政治、文化认同,是夏朝成为王朝大国的根本内在机制;有商一代的“中国”认同,始终与内外服制度的推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度的推行,从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而此间的“中国”认同,也获得了同步发展。

对夏商周“隐性”职业教育的思考

夏商周奴隶社会背景下,"百工"身份确立,手工业内部初步分工,"仆庸土田"与农业生产者进一步分化,"商人"称谓与"本农末商"风气形成。"隐性"职业教育促使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土木建筑工程技术更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与之相关的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

夏商周与山东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 ,因此 ,当时讨论的考古文化只涉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北京等地区 ,山东不在其列。但从历史学角度看 ,山东古文化实与夏商周王朝关系密切。在夏王朝时期 ,其主要的附属方国穷、寒浞等均在山东。商王朝时期 ,商王南庚、阳甲曾都于奄 ,据考证 ,当时的奄就在山东兖州、滕州一带。据甲骨文记载 ,商末帝辛时曾“征夷方” ,结合青铜器铭文可知其具体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西周时期 ,山东有许多重要封国 ,齐国、鲁国之外 ,还有纪国、莱国、滕国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各地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开始疏远 。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夏年新证

夏年的确定对于研究我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印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因而我国于 1 996年正式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 ,并提出建立夏年基本框架的构想。本文以此为出发点 ,借鉴以往研究成果 ,运用数学概率统计方法 ,对有关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记载及相关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并将所得结果与夏文化分期相参照 。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

夏商周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及森林、草场

本文运用文献、考古和古文字资料分析认为：“三代”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仍为亘古以来的森林、草场所覆盖。即使在最发达的中原地区，除了国都及其四郊外，农田也只是分布在一处处地势稍高且沿水流分布的居民点周围，仍处于林莽包围之中。夏商时黄河流域有成群的大象、犀牛及圣水牛、貘之类的热带动物出没，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从而弥补了农业生产的不足，给人们生活罩上了特有的色彩。

再现三代—宋代仿古陶瓷礼器探微

宋瓷中出现了大量仿商周青铜器、玉器的礼器,这成为其文化内涵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文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宋代仿古陶瓷礼器的成因和艺术风格,探讨了宋代仿古陶瓷礼器对明、清陶瓷礼器复古风格的影响。

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的新收获

在进入新世纪的短短五六年间,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取得了显著发展。学科发展的标志,一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考古发现的取得,二是一批具有前沿性学术研究成果的问世。这些学术成果,有的充实、丰富或修正了前人的研究结论,有的则为未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概念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是指夏商周三代已具备公共权力，但社会仍滞留在居民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所谓中国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了早期国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则是走的部落联盟酋长因其职务的“独立化”转变为“社会主人”这样一条路径。

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

海岱文化（亦称东夷文化）在考古文化特征上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在古史传说中，传说所称出自东夷的顼──帝喾──帝舜一系实代表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海岱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夏商周时期，东夷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区的大范畴中，并丰富和充实了中原文化。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思考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应当深刻了解当代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和国际同类研究的丰硕成果 ,从史籍和编年学导向的学术定位转向科学的探索与阐释 ,揭示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因和演变过程 ,充分重视和发挥理论研究对文献探索和考古学研究的指导和科学阐释作用 。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古代文明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起源问题是整个的科学领域里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古代文明不仅是独立起源的文明 ,而且是唯一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明 ,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运用现代前沿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代大略承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误取刘歆《世经》的推排结果,以成王十八年为古本《纪年》所记西周年数共257年的上限,遂使武王克商年亦提前了24年。由今本推校和恢复古本的记载,并以所得结果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可知后者除个别王年(懿王元年)准确无误外,其他都不可据。工程忽视《纪年》,主要失误有二:一是相信旧说,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的事实。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观象制器:夏商周时期青铜器图像的文化符号表征

中国文明肇始于先秦时期,而图像文化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曾多次展现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玉石与装饰品等器物之上。本文选取这个时期图像文化的代表性载体——青铜器为研究对象,以此审视青铜器之＂象＂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与象征性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试图搭建一个以青铜器之＂象＂观＂文化＂符号的整体性思考框架,并对此作进一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