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水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形成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判别工业用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形状,揭示其形成机制,能够指示工业用水量随经济发展的长期变化趋势,可为工业用水管理提供重要依据。以山东省1980—2016年工业用水为例,采用三次模型、二次模型和非参数局部加权回归(LOWESS),分析工业用水与人均GDP人均关系,判断工业用水EKC形状;通过由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法(LMDI)测算出的用水效率、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对工业用水变化贡献值,以及利用四参数Logistic曲线得出的工业用水效率长期变化特征,定量分析揭示N型EKC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山东省工业用水随人均GDP增加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工业用水EKC形状为N型;在工业用水效率快速提高、工业用水量持续下降后,由于用水效率逐渐接近极限、提高速度减缓、节水量大幅降低,经济规模扩张增加的用水量无法被抵消,工业用水不再下降、反而出现再增长,曲线形状由倒U型变成N型。N型是对倒U型工业用水EKC的一个补充,工业用水量不会“自动”持续下降,而是存在再增长可能;要实现工业用水量持续下降,必须深度挖掘节水潜力,持续提高用水效率,并推动工业结构向节水方向调整。

动态演进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刻画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工具,然而学者们基于样本的客观异质性,对于EKC的倒“U”型假说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为了在异质性条件下探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EKC的形态差异,并在深入挖掘异化根源的基础上,以动态视角审视EKC的趋同属性,本文主要从传统EKC模型入手,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的EKC动态演进的趋势,以把握我国环境与经济联动的内在关系。文章采用30个经济体1991—2015年间易扩散污染物的数据,使用变异系数法构建了综合大气污染指标,并从发展水平和发展结构两个维度构建了经济体的发展度指数;在明确了低发展度国家传统EKC形态线性递增的基础上,将异质性因素引入模型并基于随机前沿成本模型分阶段检验了不同发展度经济体污染物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以及异质性因素对于不同经济体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①尽管不同发展度国家不同时期EKC的形状仍有差异,但都呈现出倒“U”形态,表明倒“U”型EKC的普遍存在性;②样本期内,虽然不同经济体EKC的拐点差异较大,但都表现出随时间由右上向左下移动的动态趋同趋势;③不同的外部因素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差异较大,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作用程度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表明低发展度国家EKC具备改进的潜力,也说明环境改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多重客观异质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目前应当根据自身特点,从升级产业结构、创新绿色技术、转变能源结构、提升开放质量、建设绿色城镇等角度促进减排,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基于六类污染指标的经验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曲线关系.运用1996年～2002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本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倒U型EKC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同时就本文选取的部分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二氧化硫排放)而言,也存在以相对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越过环境倒U型曲线转折点的可能.

中国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实证研究选取多种环境污染物作为研究对象以及忽略空间自相关问题,往往造成测算结果不稳定。本文选取中国省级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人均电力消费量作为环境压力的代理指标,在充分考虑空间效应和严格假设检验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EKC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均能源/电力消费之间确实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人均能源/电力消费与人均GDP间存在"倒N型"的EKC关系。在人均能源消费量与人均电力消费量达到峰值时,其所对应的人均GDP(1978年不变价)分别为20000元与23000元左右。与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的传统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相比,本研究得到的人均能源/电力消费EKC峰值所对应的人均GDP较低,说明忽略能源/电力消费的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会使得中国的能源需求及环境污染峰值对应的人均GDP产生向上的偏误。

一种新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浙江省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近２０年来人均ＧＤＰ与工业“三废”及其人均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发现 了一种新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条先是倒“Ｕ”型然后是“Ｕ”型的波浪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由此可 见：第一，浙江省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变迁不同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特征；第二，浙江省的经济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第三，“高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在局 部地区也许正是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有效方式；第四，浙江省今后的环境变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取向。

基于阈值面板模型的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再检验

运用阈值面板模型方法,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框架下,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再检验。研究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阈值效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时期,经济增长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大小和作用机制不同。在收入较低的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是单调的线性关系;在收入较高的阶段,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转折点会随着样本点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渐次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省份越来越多,使得污染物随之而降低,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我国环境问题有重要影响;同时,工业化程度的提升会显著地带来污染排放增加,而技术效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促进环境改善。

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状况计量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

根据武汉市1987～2003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和EXCEL软件系统,分析了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计量模型.通过研究发现: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物(如工业废水、工业废水中的Cr+6、工业废气中SO2、工业粉尘和工业固废等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除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与排放量在EKC曲线的左边、还处于两难区间外,其余的曲线已过或正处于EKC转折点,说明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状况开始向良性化方向发展.在武汉市环境没有遭到完全破坏、资源没有完全耗竭时,根据研究结果, 进行了'烫平'武汉市工业'三废' 排放量EKC曲线走势的可行性分析.

经济增长是否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内生机制结果还是外部控制结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

我国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使用一个包括污染方程和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并且利用我国1995~200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我国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进行了检验。污染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在人均化肥投入和人均农业产出之间不存在倒U型的EKC关系,而在人均农药施用和人均农业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的EKC关系。产出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均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对人均农业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化肥和农药投入与农业产出之间确实存在相互作用。政策含义在于要达到农业产出增长与环境相互协调的目的,必须同时从农业污染和农业要素投入两个方面着手。

中国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基础上,选用30个省域2000—2009年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利用空间相关性指标检验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利用空间面板自回归和误差模型发现,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转折点在8.167亿元至11.025亿元人均GDP之间;工业结构比重对碳减排有消极影响,而技术进步、FDI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通过降低工业结构比重、促进新能源技术的革新以及引进外资等能减少中国的碳排放。

新型城市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检验一直都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采用新型城市历史面板数据建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结果表明我国新型城市的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N型曲线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控制碳排量的增长,把人均碳排放量控制在最高点之后,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发展模式。从国家发展战略与发展思路、产业结构等角度提出改善措施,为构建低碳城市提供政策建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增长方式转型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文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出发 ,分析了我国环境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即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加剧的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越迅速 ,环境问题就越突出 ,其根源在于我国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并通过分析越过EKC曲线两难区间的条件 ,强调了全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两物品模型,推导出了区域环境最佳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依据以及在环境质量最低点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转折点的社会总投资水平。最后,得出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和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偏好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

减污技术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解释

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内,从减污技术出发分析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成的原因。我们发现在减污投入比不变时,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是经济增长向稳态过渡时形成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条件,而这一条件是通过减污技术进步率大于稳态经济增长率来实现的;在减污投入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减污技术与减污-生产投入比在稳态路径中存在互补关系;减污技术进步越快,人力资本开发效率越高,消费者更注重未来效用的获取,则稳态经济增长率便越高,同时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也越快。

空间计量模型视角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成机理研究

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研究中往往隐含着特定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彼此独立互相之间不存在关系的假设,这就抹杀了空间因素对环境-经济关系的影响,由此得出的结果也是值得商榷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故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利用综合污染指数作为环境污染指数CPI,并基于2000—2010年的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空间计量的视角下进行研究,得出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空间相关性的结论。

中国东中西部典型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比较分析

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东、中、西部分别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山西、湖南、陕西、甘肃六省、直辖市,对它们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了解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环境与经济间相互作用所处的历史阶段,可以正确引导管理部门调整或制定科学决策,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弧度,实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Tunnel Through,"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基于PSTR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本文选择1997年至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充分考虑异质性问题,摈弃线性假定的约束,从非线性角度出发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及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均不满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而是表现出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及二氧化碳排放同方向增加的情况。但通过弹性分析发现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弹性明显小于欠发达地区,同时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城镇化、对外贸易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后,针对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消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消费者责任角度,文章研究了我国消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与生产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比较,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污染转移是消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生产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消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因污染物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消费结构对消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影响较大;高消费地区耐用品消费比重上升导致污染排放增加。

东盟国家碳排放动态演变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检验分析

探索东盟国家碳排放的动态演变,并分析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定量关系,可为中国-东盟环境等合作提供借鉴参考。基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和联合国统计数据库发布的数据,结合曼-肯德尔检验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检验,分析1970—2021年东盟碳排放变化趋势和结构特征等,初步探究东盟各国碳排放达峰情况,并验证东盟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EKC关系。结果表明,1970—2021年,东盟碳排放总量从1.22×10^(8)t增加到1.74×10^(9)t,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等排放量居前5位的国家碳排放总量占比近90%。1970—2021年东盟电力、工业燃烧、其他、交通和建筑部门碳排放量分别增加38.0、13.6、12.7、9.1和1.9倍。电力成为东盟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排放占比超40%。以10年为跨度,东盟及各成员国碳排放量多数情况均呈增加趋势。2010年以来的趋势分析显示,文莱和泰国碳排放或将成为东盟最早实现碳达峰的国家。除文莱外,东盟其余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的EKC曲线拟合程度均较高。经济社会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表现为促进—抑制—促进,且不同国家出现的拐点值不同。因此,建议我国与东盟国家加强清洁能源电力合作,并加大环保投入、保持环境政策连续性。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的碳减排对策研究——基于LSTR模型的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通过建立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关系的LSTR模型,分别以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强度为转换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的关系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有所不同。为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之双赢,必须在降低能源强度上下功夫。由能源强度的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的脉冲响应分析得知,短期内,能源价格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成为"迅速"降低能源强度的关键;长期而言,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彻底改变能源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