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政策倡导?——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的纵向个案分析

政社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屡见不鲜,但服务型社会组织推动的政策倡导过程仍处于“黑箱”状态。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本文研究服务型社会组织创建政社合作联盟及其政策学习的过程与机制,基于纵向个案考察发现:第一,服务型社会组织以治理现代化等“相对稳定参数”变革开启的政治机遇组建了松散的政社合作,并借力群团改革之“子系统外部事件”构建了以群团组织为纽带的紧密型政社合作联盟。第二,政社合作联盟以政策方案的“迭代递归”原则开展“试验性学习”,历经创投式示范探索、横向型对比试验、权威化推广扩散等阶段之后达成政策共识。第三,无论组建联盟还是政策学习,服务型社会组织与群团组织是关键的“双政策经纪人”,分别以“专业方案”和“网络中介”动员地方政府支持倡导联盟。研究结论为新时代社会组织的服务型政策倡导提供了理论解释,丰富了倡导联盟框架的本土化研究。

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

作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定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继而在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合作互动、和谐共生，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市场组织的经营式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式管理并存。

新管理主义时代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之发展

全球第三部门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转型的挑战。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试图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管理主义如何影响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的发展。研究发现,尽管新管理主义的价值观已深植于NGO领域,但不同个案机构对其影响的回应不尽相同;组织的社会倡导价值对于市场化价值的妥协在本研究中虽有体现,但如何使商界更加关注社会福利的改善正日益成为香港NGO实践其倡导价值的新关注点。

环保NGO的政策倡议行为模式分析——以“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为例

"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中的环保NGO政策倡议界分为社会动员模式和倡议联盟模式。社会动员模式随环保NGO在政策倡议议程的设立过程而产生、演化和发展,媒体公开报道、民间空气检测、PM 2.5数值公开阐释了环保NGO社会动员模式的基础、方式和影响力。倡议联盟模式的构建是环保NGO政策倡议行为得以实践的重要推动力,环保NGO和媒体之间形成"紧密型"联盟,环保NGO之间则形成"松散型"联盟。从环保倡导者嬗变为环保政策倡导者,环保NGO的政策倡议行动需要能力建设和理性规范。

当前环境管理体系下环保NGO角色定位及生存环境探讨

环保NGO的明确的角色定位有利于提高其行为效率。对中国环保NGO的行为过程进行研究后指出其应以合作者、监督者、环保决策的参与者和环保理念的宣传者的角色规范自己以提高自己的行为能力。同时从经济、法规政策和国际环境三个方面对其生存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改善其生存环境的重要手段就是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制度的变迁逻辑

终身教职制度是美国高等教育三大基石之一。它从确立之日起就一直备受争议,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面临严峻挑战。这一制度的变迁逻辑可以由支持联盟框架做出很好的解释。学术自由是支持派和反对派的深层核心信仰。制度的变迁源于支持派与反对派在政策子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通过政策取向学习,在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中相互妥协,不断修正工具性信仰,形成新的支持联盟。

中国环境NGO角色定位: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需要解决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促进中国环境NGO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方位参与到中国的环境治理工作当中，日益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随着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发展，中国环境NGO在角色定位上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该文通过对中国环境NGO角色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新形势下中国环境NGO的角色定位，并提出了实现新角色转变的路径。

近期国内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概念界定方面,集中在包括剩余法在内的几种定义上;在非政府组织勃兴的深层动因方面,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市民社会”的知识话语体系,合法性建构,社会转型,可持续发展等是几个常见的视角;在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着重探讨了导致两者合作或冲突的多种可能性;对于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定位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对非政府组织不能期望过高、非政府组织本土化的观点。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与中东剧变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基金资助、技术指导和跨国倡议网络等多种方式,培训专业性的反抗力量,变革乃至颠覆中东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促进中东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为政治反对派的抗争活动创造宽松环境。在中东剧变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特点体现为调查并曝光侵犯人权的行为;充分发挥网络的动员功能;诉诸国际司法,将侵犯人权者绳之以法;影响西方国家舆论和外交决策;依据自身政治偏好主动设置敏感议题;难以摆脱其背后的西方政府的影响。

NGO:人本社区教育的新型组织载体

人本社区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社区教育的一种更高追求。NGO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自下而上的网络组织形式、利他助人的服务理念、扶弱济困的价值取向与人本社区教育价值观耦合,成为践行人本社区教育的新型组织载体。

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的对策研究

治理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它的兴起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治理理论是解决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可资借鉴的一种比较先进的理论。但是,我们在运用它时却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为应用治理理论创造条件。

论李绅《古风》二首的接受与阐释

李绅的《古风》二首由于得到吕温的激赏而闻名,始传诵于民间。晚唐五代时期逐渐为文人所接受,并在两宋得到文人的普遍肯定与大力宣扬,奠定了其在唐诗中的地位。至明代,完成了其经典化过程,由民间走向了庙堂。能够成为经典,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体现了以农为本的思想。李绅基于对中唐农事的了解,提醒统治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轻徭薄赋、重农恤民。

回应性倡导:政策倡导中社会组织有效行动的解释框架——基于T市与S市的双案例研究

论文旨在探讨政策倡导过程中社会组织有效行动的关键因素。论文引入"模糊-冲突"模型解释社会组织行动与政府行为转变的关系,通过T市与S市的两个社会组织实现政策倡导的案例比较,发现政府所处的政策情境与社会组织政策倡导之间的关联。社会组织回应政府的政策要求并给出清晰的行动方案,促使政府所处的政策情境转向,进而借助政府执行政策的力量完成政策倡导。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得到专业与清晰的政策方案,利于自身政策的实施,而社会组织则可以借助政府权威的力量,克服倡导过程中的阻碍。论文从政策过程的角度给出社会组织实现政策倡导的解释,提供了对政策倡导与政社关系的新认识。

关于我国开发式扶贫问题的思考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锐减。而作为主流扶贫模式的开发式扶贫在十年前也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金钥匙”。但在2001年到2005年间,平均每年却只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12万,其中在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还增加了80万。看来,开发式扶贫模式仍然难以解决2300多万绝对贫困者的贫困问题,现阶段政府和NGO应以维权式、补偿式、转移式扶贫作为重要扶贫模式。

弱势社群的公共表达:草根NGO的政策倡导行动和策略

西方社会中,草根NGO联盟在推动弱势社群公共表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利用庞大的社群成员资源和规模压力,逐渐成为全国性政策倡导的行动主体。但中国地方草根NGO形成全国联盟,在组织资源和政治机会结构方面面临诸多限制。首先,倡导型草根NGO的专业性和资金等资源相对缺乏。其次,倡导型草根NGO本身以及联盟难以获得合法身份,也没有制度渠道进行政策表达,这使得它们只能创新“替代”策略进行公共表达。研究发现:弱势社群草根NGO联盟通过吸纳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精英建构行动政治合法性;与国际公益组织合作,弥补自身内外部资源和行动能力的不足,扩大政策倡导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选择现有公民个体表达诉求的两会制度作为接触政府部门、提交政策提案或议案的中介,并通过“吸纳”专业精英建构提案或议案的专业性和社会合法性。全国范围的政策倡导又会扩展地方倡导的政治机会结构,草根NGO联盟通过推动地方公民和草根NGO执行社会调查、提供政策模板以及与日常虚拟社群的沟通交流等方式,扩展了地方倡导行动的动员结构,为持续性倡导行动提供了可能。

新制度关联、组织控制与社会组织的倡导行为

在传统双重管理体制的约束下,如何减少来自业务主管单位的外部干扰以促使自身公共表达使命的实现?传统的对于社会组织与业务主管的博弈性策略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层面,强调关系的运用,而忽略了社会组织得以利用的制度结构因素。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可以主动创造新制度关联将自己嵌入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单一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的约束,最终为公共倡导扫清障碍。本文以Z省H市A组织的发展过程为例,详细揭示了社会组织如何巧妙地运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策略在不同层级的政府进行注册,从单一的业务主管单位变为多元的业务主管单位。这一策略的运用扩展了社会组织的制度性关联,缓解了与原来单一部门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的格局,扩大了自身的行动空间,最终推动了其公共表达的行为。

行政生态学视域下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

行政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根据行政生态学理论,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必须改变过去囿于政府系统本身,而应该将其置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考察。

生态治理转型下环保NGO的类型行为与影响机制

民间环保NGO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民间环保NGO的类型行为及影响机制的分析发现,一些倡导型环保NGO试图通过制度化渠道影响政府的决策与立法,有较强的维权和监督诉求,并会组织群众参与一些集体维权行动;但对于大多数的督促型、宣传教育型和休闲体验型的环保NGO来说,仍采用组织内部动员和媒介动员的方式开展环保行动,较为传统和保守,甚至只是一些宣传教育和体验休闲式的参与性活动,并没有维权内涵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诉求。因此,在我国,环保NGO多采用传统手段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制度化渠道影响政府决策的倡导型环保NGO并不占主导。

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与组织内部公民性研究——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分析

本文探究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对其内部公民性培育的影响。虽然西方经典理论强调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但通过对Z省H市三个环保社会组织的多案例比较,发现在中国情景下,社会组织政策倡导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风险,这一外部环境深刻影响了社会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强化了社会组织内部原本存在的科层制,促使组织领导者个人权力的强化甚至是克里斯玛型权威的诞生,而这一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反过来改变了组织内部成员的人际关系,弱化了组织成员的公民主体性,未体现出社会组织政策倡导与其内部公民性培育的因果逻辑。象征"民主平等"的社会组织在代表公共利益发声的过程中反而蜕变为新的"利维坦",这一方面暗示了中国社会组织不同职能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张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社会组织对于外部环境的策略性应对往往具有意料之外的后果。未来学术界应更多关注组织环境对社会组织职能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从而更好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1995年后的妇联:能否重拾作为人民团体的群众性?

本文以1995年"世妇会"上关于妇联是不是"真正的NGO"的争议为出发点,首先指出NGO话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被本质化、抽象化了。"真正的NGO"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中。对妇联是不是"真正的NGO"的质疑既是西方的话语霸权,也是对中国妇联既有工作模式的挑战。其次分析了妇联面对这一争议显得有些失语的内在原因。本文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内部在妇女研究和如何做妇女工作方面未形成有效理论话语与西方对话,加之妇联自身存在的官僚化、行政化的工作模式,"脱离群众"的问题,可能是两个内在的原因。最后,本文认为,面对当下性别关系趋向复杂多元、劳动妇女问题相对遮蔽,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性别议题的质疑与政治化等新的挑战,妇联需要重拾自身作为人民团体的群众性,重拾与广大劳动妇女的联结,并积极参与到当下性别议题的话语构建的讨论中,重建自己的群众性与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