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与革命诉求——对1930年代聂耳、黎锦晖音乐观念冲突的审思

聂耳与黎锦晖在1930年代初的音乐观念冲突,体现了那个时代都市文化发展方向与革命诉求之间的普遍矛盾。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两种力量即改良的进化力量和进步的革命力量交互作用而造成的。它使中国新音乐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使革命诉求成为决定新音乐乃至整个都市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从美学形态来看,黎锦晖的音乐体现了现代美学形态;聂耳则靠近古典美学形态,是古典美学形态的革命性替换。审思这场冲突所获得的启示是,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不能以一成不变的观念理解不同时代精神;当代中国都市文化要渗透时代精神又不能为其所取代;要以反思的姿态弘扬现代美学形态,创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当代中国都市文化。

聂耳的艺术生涯与体育

聂耳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中国的国歌就是取自于聂耳所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不仅在音乐艺术上享有盛誉,而且酷爱体育运动,对体育的功能、性质、地位的理论探索也颇有独道的见解。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他十分重视体育的锻炼与实践,这一切对坚定他追求的革命理想、升华其艺术造诣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体育对于聂耳的革命人生与艺术生涯具有重要的作用。

聂耳音乐创作的地域特征

音乐家受各自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和流派。云南的地域音乐文化影响着聂耳音乐创作的整个过程。他的音乐创作源自云南这块多民族灿烂音乐文化底蕴丰富的沃土。他的歌曲融入了云南的花灯、滇剧、洞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等诸多元素,这是聂耳音乐创作地域特征的关键所在。

浅析聂耳创作的歌曲《梅娘曲》

聂耳是一位自学成才、早熟的、多才多艺、充满青春活力的人民音乐家。他为社会而生，他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本文从聂耳的创作歌曲《梅娘曲》的风格与特点、歌曲结构、音乐分析等几个方面来阐述与诠释。

充分肯定与客观评价——70年后看聂耳

聂耳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著名作曲家,其歌曲作品大都是我国“左翼音乐运动”史上最为重要的代表。本文仅就聂耳的歌曲创作做出简要回顾和梳理,总结其特点、评介其得失,指出业界对聂耳的创作,应在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的基础上,客观评价其艺术水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透过现象、探求真知,并为当前的音乐文化建设服务的目的。

聂耳应该是什么家?——与王西麟先生商榷

聂耳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但是,对于其作曲家这个具体称谓,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王西麟先生就多次撰文表示聂耳不是作曲家。此言论有失公允,笔者通过深入剖析王先生的言论,认为聂耳少有器乐曲创作,以及非学院派出身等都不能成为将其排除在作曲家群体之外的理由。

聂耳死因的调查及郭沫若的墓碑文

1935年底中国留日学生出版的《聂耳纪念集》里,刊登有郭沫若写作的聂耳悼诗(这年10月31日已刊载于上海出版的《中华日报》)。诗中只是"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1954年云南省文化局在原址整修聂耳墓,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应邀题写了新墓碑"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墓碑文的最后却说:"聂耳……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文章就郭沫若悼诗和墓碑文的不同,探索聂耳的死因。

鲜明的形象,新颖的语言——聂耳歌曲艺术学习札记

聂耳的歌曲创作有两个重要艺术成就和特色 :一是在群众歌曲这一体裁中 ,善于通过丰富多彩的形象塑造 ,反映生活现实和思想感情 ,特别是准确鲜明地反映 2 0世纪 3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形象与感情 ;二是在音乐语言的运用上 ,独具新意和个性 ,既具有民族特色 ,又富于时代气息 ,并将曲调的平易性与独创性有机结合 ,成为广大群众所“喜唱乐闻”的真正的“群众歌曲”。

杂·技·剧——云南新版舞台剧《聂耳》的启示

云南新版舞台剧《聂耳》以杂技为艺术基座,以歌、舞为穿插,将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那短促却永恒、传奇且伟大的人生演绎出来;一个国人妇孺皆知的老故事,因为艺术跨界、手段新奇、想象瑰丽、诗意磅礴而显出了“熟悉的陌生人”带来的创造新意与艺术魅力。

聂耳的音乐教育思想探析

聂耳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其音乐教育思想在近现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章对其音乐教育思想做了系统的评介。并分析了它在音乐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

田汉、聂耳抑或黎锦晖?——国歌词曲作者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曲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公认是田汉和聂耳,但日前黎锦晖之子黎遂所著《民国风华--我的父亲黎锦晖》一书却提出了异议,认为田汉和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乃是根据其父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改编而来,因此,此曲的冠名权应当归属黎锦晖。此说法迎合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歌词、旋律等方面对两首作品进行比对和分析,对改编之说的由来作了全面论证,从而认定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确系田汉和聂耳所创作。当然,也不否认黎锦晖对田汉、聂耳在创作方面曾给予的帮助和影响。

聂耳音乐情怀的价值定位对中国音乐话语体系构建的启示——兼论聂耳音乐技法习得过程的“假设”

聂耳的旋律之所以直到当下仍是中华集体精神的历史写照,首要因素就在于他将自己的音乐实践体现为关注现实、贴近民族命运的价值情怀:其对内具有凝聚民心、振奋民众精神的价值情怀;对外具有抵御外辱、唤起民众前赴后继精神能量的社会属性。聂耳的铿锵乐音所辐射出的精神之力,再现了一个时代中华各阶层民众情感的共性表达,以其特有的家国情怀,为中华精神的价值诉求编织了缕缕壮美的音响世界,为新时代构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的思考,搭建了跨时空的示范。文章依托昆明20世纪之初特定的社会生态,在史料收集与视觉图像双向互证的前提下,为聂耳何以具有音乐创作技法积累的命题提供了学术的“假设”,通过对聂耳音乐技法习得逻辑探源的追问,完成了“文本重建”的可能。

玉溪聂耳公园园林植物多样性调查研究

对云南省玉溪聂耳公园绿地的园林植物群落进行了调查,介绍了园林内的植物群落结构及其特征,分析了植物的多样性及其配置,提出了群落结构组成上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措施。

聂耳公园种子植物区系的组成及分布

为了解聂耳公园的种子植物种类组成情况,为建设开放的综合性城市生态公园提供参考,采用线路调查、标本采集和照片拍摄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南省玉溪市聂耳公园的种子植物区系进行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聂耳公园种子植物共77科133属183种,以乔灌木植物为主,植物分布类型以热带为主,植物种类丰富,植物配置具多样性,优势种明显。

当代中国革命音乐保护的资源化实践——以云南省聂耳革命音乐为例

中国革命音乐保护的资源化实践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价值。以聂耳革命音乐为例,地方政府的引导和策划使其转化为寄托民族情感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加之市场化的运作和民众的参与,使之寻找到聂耳革命音乐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共同点,从而丰富了聂耳革命音乐的现代表现形式,并营造出社会和谐的场景。由此,聂耳革命音乐在这“脱域”与“人域”的文化建构过程中实现了文化功能的转化,同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

性别视角下聂耳女性题材歌曲分析与解读

聂耳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作曲家,更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音乐的奠基人。其女性题材作品不但显露出他的女性观,更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性别认知的转变。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在表现女性特征的同时,体现出明显的男性思维,这并非政治情状带来的性别异化,而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社会符号。

聂耳音乐的接受美学研究——以音乐评论者、音乐创作者视角为例

以"读者/接受者"为中心,是接受美学的核心特质。而不同"接受者"所附带的不同的"接受视野"又决定着接受结果的不同。聂耳及其音乐的接受美学研究旨在更为全面地透析不同时期音乐的审美特征及其与时代特征的联系。以聂耳音乐的传播为基础,纵向梳理音乐评论者与音乐创作者对聂耳音乐的接受过程,结合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音乐经验分析聂耳音乐接受者的审美意识与接受嬗变,勾勒出聂耳音乐的接受概貌。

聂耳故乡校地联动构建本土化爱国主义教育机制

爱国主义作为国之“精”、民之“心”,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力量之源”。作为公民教育永恒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加强和推进聂耳故乡市民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是鼓励聂耳故乡市民讲好玉溪故事的精神支柱。由于受聂耳故乡市民对本土化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理解不深且教育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影响,聂耳故乡本土化爱国教育效果不太理想。为此,需要从全局出发,层层深入,校地联动建构较为全面的本土化爱国主义教育机制,提升玉溪市本土化爱国主义实践成效。

百年党史视野中人民音乐家聂耳红色初心的探寻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荣光是一幅由无数共产党人至纯至洁、至真至诚的红色初心交相辉映的历史画卷,红色初心是共产党人在党的旗帜下自觉投身时代洪流的生动实践中内生出来并不断涵养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深远影响和传奇色彩的革命音乐家,其在革命的激流中自觉选择紧跟党走、“以歌为戈”为祖国和人民而深情呐喊、英勇战斗的心路历程,堪称是文艺工作者扎根中华大地厚植红色初心的经典个案。聂耳的红色初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自觉践行的生成过程,其中包括启蒙、初生、质变、升华四个阶段。促成聂耳红色初心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家庭教育、组织关怀、友人帮助、自我反思等。理清聂耳红色初心形成的历史逻辑和影响因素,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成才具有有益的启示。

聂耳纪念的空间维度与记忆建构研究

自聂耳不幸逝世以来,聂耳生前的好友、战友、音乐界及其家乡云南,以至整个社会都不断地通过发表纪念文章,建造纪念碑、纪念馆等方式表达着对聂耳的怀念,这些方式共同组成聂耳的纪念空间,文本空间和实体空间最先在各自的场域塑造着聂耳的记忆,后在个人记忆、群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发展过程实现结合,不断形塑着社会对聂耳的记忆。80多年来,文本和实体的纪念空间共同形塑聂耳和国歌的记忆,使其更为清晰、更为深入,成为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道路上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