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潜在写作”的生命诗学论略

七月诗派重要成员牛汉,在文学失落的历史空间重新找回诗性。"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创作,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它们不仅凝结了他本人的命运与痛苦,表达了特定年代诗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代表了牛汉诗艺历程中富有转折意义的重要阶段。牛汉的"文革"诗作,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将最大的精神关切置放于生命本身,体现为生命的冻结与囚禁的困厄意识,以生命的体验去寻求艺术的创造,这是牛汉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个人的熔炼与历史的肉身——牛汉的诗学观念、实践及意义

牛汉一生坚持现实主义与抒情手法并重、将个人体验与时代历史高度结合的诗学观念。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之后,他在诗学观念与写作实践中,初心未变,但有加深与推进,体现出一种对于“人·诗·历史”关系的特殊认识,并落实为一种通过生命搏击式的写作来实现对历史的深沉领悟的特殊方式。他后期的“情境诗”及其中的生命意象充分体现了他带着主观情感“突入”世界与现实的写作方式,以个人经验赋予历史以血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与历史相融合的诗学理想。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与“犋牛”村名的产生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迁徙来了不少山西汉族农民。他们开荒种地,重建家园,在村庄的命名上沿用了晋北汉族习俗,"犋牛"村名的产生即为例证。结合清代文献及山西方志来分析,"犋牛"的含义应是指开垦土地的数量。

“文化大革命”时期牛汉诗作中的自然书写解读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革命意识形态覆盖下的文坛鲜有对大自然鲜活生命的书写,绿色诗意的缺失是这一阶段诗歌的基本特征和缺陷。七月派诗人牛汉却在生命遭受严重摧残与打击的逆境中,敏锐地发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身边的动物、植物书写中开始了生命的反思,表现出至为珍贵的生命意识,并在与自然心灵沟通中获得宁静的心灵抚慰与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论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创作

牛汉“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仅凝结了他本人的命运与痛苦,也表现了特定年代诗人的精神世界。四十年代与“文革”时期相比,牛汉诗歌创作中的主体形象的改变体现了诗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强化了生命意识,充分揭示了“文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危处境以及他们坚韧不屈的精神反抗。

牛汉精神世界中草原记忆与故乡苦难的纽结

年轻的诗人牛汉因浸染草原文化记忆,又因家国苦难的激发,创造了“鄂尔多斯草原”意象。牛汉晚年的诗文创作,不断向苦难的现实故乡皈依,文化记忆发生地——草原的理想色泽逐渐剥落。故乡与草原共有的精神韧性始终是牛汉为人为文的精神源泉。

从苦难中升起力量——论牛汉诗歌的美学特征

牛汉一生经历的苦难太多,他不同时期经受的苦难不同,决定了他感受苦难的方式不同,不同时期他的创作体验、人生境界不同,因此他的诗歌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征。

论台参之争与牛李党争

韩愈与李绅的台参之争,是李逢吉为了倾轧李绅而精心策划和设计的一场政治阴谋。过去,存在着崇韩抑李的现象,人们倾向于回护韩愈,而把事件的责任引向李绅,因而无法认识到事件背后所隐藏着的党争实质,也影响到对事件的客观公正评价。事实则是李逢吉为了结党营私,打击李党,实现自己的大权独揽,利用韩愈与李绅两人性格的弱点及因长庆元年科试案而产生的心理芥蒂,制造了这场纷争,不但将李绅排挤出权力中枢之外,还顺带压制了有入相之望的韩愈。

牛汉诗歌的现代性精神分析

牛汉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精神,并在不同阶段有特定的内涵、表现,但贯穿其创作始终的是一股生命的力量,一种对人的正常、自由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渴求。这种力量和渴求正是现代人觉醒的生命意志的顽强表达,是其诗歌现代性精神的突出表现。

牛汉:“向阳湖”诗意与“潜在写作”

1969年至1974年间,牛汉在“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和思想改造。在此,诗人不仅亲历了农村自然风光蕴育的诗情画意,而且感受到淳朴农民身上饱含的深情厚谊,心灵得到大自然的熏陶和情感上的慰藉。诗人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豁达的个性促成他对“向阳湖”作出“诗意的裁判”,并以“咀嚼苦难,反刍人生”的方式创造着诗意。在“向阳湖”的日子里,诗人努发掘生活与生命之美,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与诗歌守望相助,致力于“潜在写作”,其“归来”后的创作成就引人注目,为他迎来了人生和诗歌的第二个春天。

“我与诗相依为命”——读牛汉七、八十年代诗作随想

牛汉诗的魅力来源于诗人用诗歌来承担时代加诸个人的苦难,并在创作实践中将个人生命与诗歌的艺术生命完美融合,形成牛汉"与诗相依为命"的特点。个人的生命体验是牛汉诗歌的内核,主要表现为对生命的礼赞、对人生的困顿和厄运的坚韧承担,以及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与超越。诗歌标示了与众不同的生命热度和力度,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难中的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牛汉诗歌的主体转变与诗艺特点

中国新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在这风云突变的历史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在推动新诗特别是自由体诗歌发展的诸多诗人中,牛汉是一位具有独特气质和贡献的诗人。牛汉诗歌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中展现出来的主体转变和诗艺特点,对当代的诗歌创作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牛汉诗歌创作的路径证明了诗歌核心力量在于诗就是"生命"。

在“内心独白”与“自由联想”间挣脱梦魇——牛汉诗歌《梦游》第一稿与第三稿的比较研究

《梦游》是牛汉晚年的代表作,得到研究者较广泛的推崇,但人们对于《梦游》刊发的第一稿与第三稿,却有三种不同看法:或认为第一稿胜过第三稿;或认为第三稿比第一稿好;或认为两稿是两首独立不同的诗。牛汉在情境诗的基础上,吸收了艾略特现代诗的艺术手法,创造了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现代诗,这是两稿的共同之处。牛汉在第三稿的修改中,重新进入了艺术创造过程。两稿的戏剧化叙述者,各不相同,他们所讲述的自然是不同的梦游情境。第一稿用"内心独白"创造超现实的梦境,以隐喻和暗示见长,并将"梦游"与"梦醒"后进行比较,具有整体性的反讽结构;第三稿为了"不使苦难失重",增加了"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中"清醒"理性的叙述成分,加大了"梦游"前挣脱梦魇的艰难,和"梦游"中残破生命的"痛感"。《梦游》两稿,既是一种改写的关系,又具有各自独立完整的艺术生命,构成一种独特而奇异的"互文性"。

论牛汉诗歌的生命形态

苦难的人生赋予牛汉独特的生命体验。诗人从生命体验出发,获得诗歌创作的源泉。牛汉的诗融入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人生感悟,给生命以诗意的表达。打开牛汉充满生命气息的诗卷,展示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世界。他塑造许许多多的形象,呈现不同的生命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植物生命形态,动物生命形态和“他者”生命形态。诗人自觉将这些生命形态纳入艺术世界,培育了诗歌创作的生长点,拓展了诗歌艺术的审美空间。同时,在诗歌创作艺术上也留下了遗憾。这些都给我们带来宝贵的诗学启示。

“归来”:牛汉诗歌的春天

“文革”结束后,“归来”一词声名鹊起,赢得诗学界广泛的认可。“归来”大致有三重涵义:诗人队伍的“归来”,诗人独立的自我意识的恢复,中国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的“还乡”。牛汉是“归来诗人”中的一个典范,他坚守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审美品格,以自由独立的姿态进行生命的独奏;他在诗歌艺术上锐意进取,于求新求变中表现了探索的激情和不竭的创造力,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超越。

绘画美·超脱美·坚韧美——牛汉诗歌的美学追求

牛汉将绘画的技法引入诗歌,以色彩的描绘、场景的捕捉、形象的刻画见长,诗中呈现出的绘画美,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启迪。新时期,牛汉历经沧桑“归来”后完成了三首长诗的创作,证实了自己诗歌审美观念的变化,超脱美在诗中脱颖而出。诗人通过不同形式和艺术手法展示诗歌的坚韧美,其中蕴含的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

牛汉诗歌的自然观管见

纵观牛汉60多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他对自然生命保持着永不消退的热情,形成了其诗歌中独特的自然观:诗人用激情和敏感感受自然生命世界,反客为主,将主体自然化,使主客体的距离无限拉近甚至融为一体;对现实苦难的不屈服和应激反应让诗人借由诗歌适当地抽离现实,用诗歌创造出一个独立的自然生命空间;在诗人创造的这片生命之地上,动植物的生命表现为飞动的力量和韧性。

“风雨中成长”的“新生代诗歌”幸遇牛汉

“新生代诗歌”大规模兴起,预示诗坛掀起一股强大的诗歌实验潮流,其最大特点是重视诗歌的实验性,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入手进行探索和创新,显示了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然而,在初期“新生代诗歌”发展并不顺利,遭到主流刊物的冷漠疏离。牛汉独具慧眼,发现了“新生代诗歌”的“可贵”之处,对其进行命名,不遗余力借助《中国》刊发大量的“新生代诗歌”,做出热情洋溢的评论。

牛汉早期诗歌的草原书写

牛汉早期诗歌具有蒙古族的特色,草原书写是其具体表现之一。诗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为草原书写提供了前期准备,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草原书写呈现动态的变化:由灰暗过渡到明朗,希翼代替绝望。牛汉致力于草原书写,倾注了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爱,表达了他不惧战斗、追求革命的英雄主义豪情,洋溢着他自由独立阳刚的精神之美。

灵魂的“芬芳”——牛汉诗歌树根意象的生命姿态

牛汉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七月派"诗歌群体中的一员,牛汉的诗歌自觉地延续着新诗的战斗性传统,而真正能代表牛汉诗歌创作成就的是他在文革时期湖北咸宁的干校所创作的诗歌,其中以"树"和"根"为意象的诗歌颇为引人注意。一方面,"树"意象的反抗超拔姿态与"根"意象的奉献和坚忍,充溢着灵魂的"芬芳";另一方面,"树""根"意象具有精神的互补性,在对"树""根"意象的构建中,诗人揭露出文革时期流浪者诗人的精神状态与灵魂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