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唱和诗的多维互动考释

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玄怪录》中“非人故事”及其反映的作者写作观念研究

《玄怪录》中的“非人故事”分为仙人、精怪、鬼魂三类,且都反映出作者不同的写作观念。仙人类故事多描写仙人在思想、行为、居住环境等方面高于凡人的超越性,同时暗含着作者对自身困境的观照与超越;精怪类故事注重思考精怪与人类的和谐型与对立型关系,其中二者的和谐型关系主要涉及报恩与偶遇主题,而对立型关系又分为精怪得到处罚、人类受到报复两种结局,体现出作者在生命平等观念下对自然万物的认知与尊重;鬼魂类故事则在阴间世界的建构下,寄寓着作者对世人的劝诫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

恨时代恶象 叹人生多艰——从《玄怪录》看晚唐文人的末世情怀

《玄怪录》虽以记述玄奇怪异、仙道狐妖之事而显得虚幻怪谲、荒诞不稽,但它揭露吏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恶象,抒发宦游漂泊、人生如寄的感伤,喟叹功业无成、价值失落的迷惘,表露生死幻灭、忧心如焚的恐惧,折射寄情山水、遁世绝俗的无奈,都反映出以牛僧孺为代表的晚唐文人那种无可挽回的悲观心理和无所作为的消沉心态。

论牛僧孺《玄怪录》并非行卷之作

牛僧孺的《玄怪录》,前人大都认为是行卷之作。本文通过分析研究《玄怪录》中相关篇目的具体内容,认为把《玄怪录》当成行卷之作有不妥之处,并据此认为《玄怪录》是着力针砭时弊、有所寄托和批判现实的小说。

牛僧孺《玄怪录·郭代公》考论

《玄怪录》是中唐时期牛僧孺所撰传奇集,《郭代公》是其中一篇。《郭代公》通过开元中落第才子郭元振智杀乌将军(猪精)拯救被困女子的故事,塑造了郭元振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大丈夫形象。现实中郭元振镇守甘、凉长达十五年,后为兵部尚书。郭元振曾助唐玄宗诛太平公主,被封为代国公,后因故被贬,抑郁而卒。《玄怪录》大抵作于牛僧孺应举之前,是行卷之作。《郭代公》对唐玄宗及当下的骄藩悍帅进行了委婉的批评。牛僧孺大胆地运用想象对史实进行重构,以艺术化的手法反映郭元振的传奇人生,在虚实之间游刃有余,他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节奏、对比手法的精准把握,体现了高超的叙事技巧。

玄虚怪谲 史辞兼重——从《玄怪录》看牛僧孺传奇创作的审美追求

牛僧孺的《玄怪录》被公认为是唐传奇专集的代表作品。与六朝志怪小说、唐初盛期传奇单篇及专集相比,作者在艺术上刻意探索、自成风格,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作者创作意识的更为自觉;在叙事方式上有意摹拟人物对话或分层叙述;在怪异的故事情节里加强人物性格的塑造;善于营造诗意美的意境。反映出作者兼重史辞的审美追求。

牛僧孺散文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及影响

牛僧孺是中唐时期文学家,他的散文内容丰富,体现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和伦理思想,有3点艺术特色:一是说理方法丰富,结构紧凑严密;二是语言平实流畅,句式灵活多变;三是用传奇笔法写寓言体散文,影射社会现实。牛僧孺是古文运动的践行者和推动者,他在唐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促进了散文与传奇之间的良性互动,对晚唐小品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