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冲击视阈下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附加粘性机制的异质性部门NK-DSGE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包括11种结构冲击以及2种粘性机制的异质性部门(消费品部门、资本品部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详细刻画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缘由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论显示:(1)无论是消费品部门还是资本品部门,两部门产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粘性程度都普遍较高。与产品市场相比较,劳动力市场潜存更高的粘性程度和更强的定价阻力。(2)微观部门异质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部门专有产品价格加成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方向截然不同,而部门专有技术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3)资本品部门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消费偏好冲击、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解释超过90%的居民消费、居民投资、总产出波动。此外,结构冲击的边际贡献存在较强动态特征,投资边际效率冲击的贡献率普遍显著上升,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率普遍明显下降。(4)中国实际GDP增长缺口主要由投资边际效率冲击、消费偏好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驱动,而名义加成冲击、技术冲击以及财政政策冲击的贡献相对较小,且由投资边际效率冲击以及消费偏好冲击所代表的需求层面冲击与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方向基本相反。

不确定性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NK-DSGE模型的研究

基于包含不确定性的NK-DSGE模型,可以考察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显著改变了外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的动态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条件方差分解方法考察不确定性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不确定冲击是推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因此,政策制定者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必须积极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失业呆滞、失业持续性与货币政策——一个包含失业呆滞的NK-DSGE模型分析

将内部人协议引起的失业呆滞引入NK-DSGE模型,分析失业呆滞对我国失业及其持续性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失业呆滞不仅影响了外生冲击下失业的动态反应及其持续性,并且对宏观经济及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永久性伤害。进一步分析失业呆滞显著存在背景下不同货币政策机制的效应,结果显示:失业呆滞几乎不能影响最优货币政策机制对失业的稳定作用;而在Evans规则下,失业呆滞显著影响了货币政策对外生冲击下失业动态的影响,失业问题在短期中难以有效缓解,但相比基准货币政策机制,Evans规则仍实现了社会福利的相对改进。因此,通过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打破行政性用人体制,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而消除失业呆滞的制度性诱因,将有利于发挥Evans规则对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作用。

房地产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监管——基于NK-DSGE模型的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认识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为探究房价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机制以及监管当局应选择何种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以实现有效调控,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部门、商业银行、非金融部门以及“双支柱”调控政策的NK-DSGE模型,考察了在不同外生冲击下房价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不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发挥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房价波动会导致产出、银行杠杆率等经济变量的变动,进而积聚风险,影响金融稳定。当房价波动来源于房地产部门生产率冲击或货币政策冲击时,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中的资本充足率同时盯住房价与信贷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房价波动与金融风险;当房价波动来源于住房需求冲击时,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中的贷款价值比则能更好地发挥调控效果。

疫情冲击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基于非线性NK-DSGE模型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击,我国进入疫情防控新阶段,此背景下财政政策合理选择对稳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包含异质性家庭和企业的非线性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中引入服务消费效用冲击,量化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比疫情冲击下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乘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方面作用于服务部门影响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引起失业率上升导致家庭借贷违约率提升,进而加剧了金融风险与经济衰退。积极财政政策在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有效地缓解了经济衰退。通过对比增加政府购买、减免税收及政府转移支付政策的调控效果发现,在稳定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增长方面,减税政策应对疫情冲击最有效,而在促进产出和就业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的财政政策更有效。研究结论为疫情防控的财政干预提供理论参考。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基于异质性厂商NK-DSGE的模拟分析

创新激励政策是否有效决定了我国能否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部门、异质性厂商、金融部门及政府部门的NK-DSGE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及政府创新资助三类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创新激励政策对创新生产部门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由于作用时效和作用力度的不匹配,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不同的创新激励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政策组合的效果又有所不同。随着家庭对创新生产部门最终产品偏好程度的增强,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依然存在,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技术和需求都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不确定性冲击、信用利差与中国经济波动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更好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及其产生的金融违约风险,系统性地评估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债市场数据构建信用利差指标,实证分析发现信用利差与产出呈负相关、与不确定性指标呈正相关。同时,本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在理论层面阐明不确定性冲击通过信用利差影响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并证实信用利差包含识别不确定性冲击的信息。最后本文构建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信用利差数据纳入贝叶斯估计,结果表明2007年第二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不确定性冲击可以解释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波动的13.04%,不确定性冲击的模拟数据对中国经济波动具有一定预测能力。

货币政策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NK-DSGE模型中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和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冲击,以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下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冲击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货币政策冲击的预期不能有效控制住房价格,但会通过住房价格对无信贷约束家庭消费率的直接财富效应和受信贷约束家庭消费率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而受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冲击,限贷政策的收紧能有效控制住房价格,但会通过住房价格对无信贷约束家庭消费率的直接财富效应和受信贷约束家庭消费率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产生更不显著的影响。

影子银行、金融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效性

近年来,众多学者提出影子银行监管不充分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增强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并造成了金融风险的积累。与此同时,具有逆周期调控理念的宏观审慎政策开始被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付诸实践。本文通过构建符合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特点,纳入影子银行和宏观审慎政策的NK-DSGE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了影子银行对中国金融风险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影子银行高杠杆的经营方式加剧了金融系统脆弱性与风险积累,对影子银行和商业银行信贷监管不对称会刺激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宏观审慎政策实施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包含影子银行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抑制影子银行的顺周期性,使金融调控政策更为有效。

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异质性家庭NK-DSGE的模拟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厂商、政府和中央银行四部分的小型封闭经济的NK-DSGE模型,研究了两类家庭消费税、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五种税收政策冲击对产出、两类家庭收入及其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上升使产出下降、家庭收入先减少再增加、收入差距缩小;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下降使产出增加、家庭收入增加、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所得税下降使产出增加、家庭收入先增加后减少、收入差距扩大;资本所得税与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与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税的政策作用效果方向一致,但资本和企业所得税的效果更显著。由结构性减税的税收政策组合分析可知,税种及其变化幅度直接决定政策作用效果。因此,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兼顾其作用方向、作用强度和作用时效,审慎选择。

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财政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作用机制与政策规则

本文基于宏观审慎视角,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及金融特征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对财政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均具有不同程度的金融稳定能力,而更加灵活的长期响应机制能够显著改善调控效果;(2)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控制资产价格方面具有互补作用,在政策设计和使用时要注意风险来源和协调配合;(3)我国的土地财政问题限制了财政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操作空间。研究认为,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财政政策应增强灵活性、规则性、协调性,从而促进金融稳定。

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宏观调控效应

本文基于中央银行数量与价格工具协调并用的事实,分别构造了“量主价辅”“价主量辅”和“量价并行”三种形式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包含粘性价格和预期冲击的NK-DSGE模型,对比不同规则下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结果发现:中央银行更关注利率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则更多是出于相机目的;预期冲击的引入能有效提高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力度,预期管理将在价格型政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包含预期的“量价并行”规则是当前阶段最符合我国宏观调控需要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且利率政策权重系数要显著大于货币数量权重系数,说明在当前我国实行的混合型货币政策中,价格型工具已经开始起主导作用。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基于消费和信贷双摩擦视角

法定数字货币推出是货币形态转变的历史性事件,将对货币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未来的功能定位演化,从消费摩擦和信贷摩擦视角拓展NK-DSGE模型,分析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法定数字货币仅定位于替代M0,可以减少居民消费摩擦,通过需求端的消费渠道提升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效率;而如果法定数字货币实现全面化智能化应用,在减少居民消费摩擦的同时,还可以消除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信贷摩擦和融资溢价,通过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及供给端的劳动力需求、企业利润等渠道提升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效率。我国法定数字货币仍处于试点阶段,应对其进行全面评估,功能方面从替代M0延伸至全面化智能化应用,并处理好信息保护问题,打造更具安全性和包容性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