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NSBM模型的中国省际资源环境效率动态评价

从资源环境系统的内部结构出发,将资源环境评价体系分为生产系统和环境治理系统,针对该结构建立了扩展强自由处置性下的网络DEA模型——E-NSBM模型,将其与窗口分析法相结合,对2005-2012年中国各省资源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系统效率普遍较高而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低;中、西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高,但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改进幅度最大;综合效率表现差的省份普遍表现为高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和硫强度。因此,各省应根据各自发展需要来确定资源环境效率的改进途径。

基于NSBM模型的我国火力发电效率及解构

为克服传统效率测算中的偏差,将火力发电分解为火电生产过程和环境治理过程2个环节,建立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数据包络(NSBM)模型,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05~2014年的火力发电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将其解构为火电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结果发现:样本期间火力发电效率相对较低,但呈波动性增长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减小;对火电效率的解构表明电力生产效率明显高于环境治理效率,治理效率的改善将是提升火电效率的关键;从"生产效率—治理效率"两维视角可将30个省细分为4类不同的效率组合状态。基于此,提出未来火电行业减排路径及产业政策的制定应立足于"生产与治理"双管齐下、因地制宜推行差异化效率提升策略。

基于NSBM-ML模型的中国电力行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基于电力系统生产供应的内在机制和NSBM-ML模型,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考察1995-2011年中国电力行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经济技术效率明显高于环境和社会技术效率,发电环节效率普遍高于电网环节,反映了我国电力行业"重经济轻环境,重发电轻输配"的总体格局;电力集中输出的地区社会技术效率很低,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技术进步是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根据研究结论,从新能源发电、电网建设、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四项政策建议。

基于Super-NSBM与Window DEA模型的区域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福建省是中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文章选取福建省为研究区域,研究其生态福利绩效的演变规律,提出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策略,以期为福建省生态化发展及生态示范作用的发挥提供一定的参考。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uper-NSBM模型和Windows DEA模型,对福建省下辖九地市2012-2017年的生态福利综合效率与分阶段效率进行研究,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提升提出建议。研究发现:(1)福建省生态福利综合效率在研究期内呈现先增长后缓慢降低的趋势,九地市综合效率平均值排名从高到底依次为宁德(1.068)、福州(1.033)、厦门(1.029)、三明(1.010)、漳州(1.003)、莆田(0.989)、南平(0.922)、泉州(0.883)、龙岩(0.757),全省综合效率平均值(0.966)处于较高水平,与福建省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现状相契合;(2)福州、厦门、宁德都满足了两阶段效率值同时大于1,表明这3个区域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福利水平上较为协调;(3)仅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在研究时期内均达到DEA综合效率相对有效,其余地区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衰退趋势,福建省可能进入“生态福利提升瓶颈期”。为进一步提升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文章提出以下建议:(1)深化闽西南协同发展,实现区域互补;(2)科技驱动生产,提高要素使用率;(3)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结构;(4)合理进行区域规划,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

基于Super-NSBM模型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理论,将“三废”治理投资指标纳入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利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测度2006-2019年区域工业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值,运用GMM模型验证影响因素的动态效果。结果显示:①我国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东部地区拉动,中、西部地区需强化绿色创新研发活动,绿色创新成果沿长江流经省域呈T字形扩散;②34.48%的中、西部地区为低研发-低转化型,44.81%的中部、沿海地区为低研发-高转化型和高研发-低转化型,可按6种提升类型逐步提高各地区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③绿色创新研发效率持续影响下一阶段研发活动,而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具有延续性,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与产业聚集、环境规制均呈U型关系,与外商直接投资呈负向关系,绿色创新成果转化阶段需重视企业规模、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农业生态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农业生态效率是衡量农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是影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选取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相关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uper-NSBM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生态效率与分阶段效率,并借助核密度分析方法和Tobit模型考察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均值小于1,未达到DEA有效。上、中、下游农业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932、0.845、1.177,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趋势,各省市间存在显著差异。(2)从地区来看,仅江苏省在两阶段实现了DEA有效;江西、贵州、上海、四川为DEA弱有效省份。(3)农业生态效率及其分阶段效率受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受农业受灾率的负向影响。农业市场化程度、财政支农水平在农业生态治理阶段有正向影响。

基于NSBM-Malmquist模型的中国海洋绿色经济效率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在海洋强国和生态文明建设双重背景下,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为明晰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格局,文章应用NSBM-Malmquist模型评估海洋经济在绿色经济效率的效率值,然后运用空间计量分布图等方法,分别从一维和二维视角分析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我国海洋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海洋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海洋经济绿色效率增长幅度受限,海洋经济技术进步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技术倒退现象;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呈现出以"高中低效率增长更迭变化、中高增长区域占主导、由北向南逐步升高"为特征的时空分布格局。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工业绿色发展测度及其差异演化

为考察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本文基于网络SBM(NSBM)模型测算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将其解构为环境经济效率和环境福利效率,然后通过Dagum基尼系数与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地区差异、差异来源及其动态演变。结果表明:2003~2018年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但随时间的推移有好转趋势;效率解构的结果表明环境福利效率的提高是实现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基尼系数显示工业绿色发展进程中,非均衡现象逐渐改善,超变密度和区域内差异是导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动态演化进程来看,全国及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除中部地区外,区域分化现象均有所改善。

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电力系统生产供应的内在机制和NSBM(Network SBM)模型,将能源、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打开系统内部的"黑箱",考察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电力行业总体、发电环节和电网环节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特别是环境纯技术效率偏低。1998年"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2002年"厂网分开"的体制改革则未起到积极作用;国有资产控制水平与发电环境技术效率呈倒"U"形关系,临界值为69.6%,200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地区位于临界点的左侧;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跨区电力贸易促进了发电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电网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偏低,表明这些地区存在资源滥用和环境治理不到位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污染天堂"现象。

省际火电行业环境福利绩效及地区差异研究

基于NSBM模型,将火力发电过程分解为火电生产和环境治理两个阶段,对我国大陆30个省份2007–2016年间的火电行业环境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进而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分析了我国火电行业环境福利绩效的地区差异。结果发现:我国火电行业环境福利绩效总体较低,呈近似"M"型波动;地区差异明显,西部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并且第一阶段的环境效率明显高于第二阶段的福利效率;Dagum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表明火电行业环境福利绩效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但差距在逐渐缩小。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实现火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NSBM模型,测度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

“互联网+”驱动中国旅游产业创新的效率研究

“互联网+”所形成的科技进步与模式创新,成为推动旅游产业创新的代表性因素,文章提取“信息技术”和“共享经济”两大要素为解析“互联网+”效益的突破口,运用面板数据,打破传统DEA测度效率时忽视系统内部结构和运行机理的局限,采用NSBM模型和ML指数模型,对2010-2016年间中国30个省级地区旅游产业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级地区旅游产业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实现稳步增长,总体呈现出东部高于中西部,西部优于中部的分布格局;影响旅游产业创新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因素要求各地区应该实施差异化创新战略;信息技术和共享经济两个子阶段效率均衡发展是旅游产业创新整体效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

排污费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门限效应研究

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网络数据包络分析模型(NSBM)测算了我国2005-2015年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0个省份的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门限面板模型就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排污费制度对于我国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的单门限效应:当排污费与GDP之比小于3.023时,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作用系数为0.073;当排污费与GDP之比大于3.023时,排污费征收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小,仅为0.002。从样本期间的平均值来看,除北京、天津、上海等7省份的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较为显著,其余绝大多数省份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印证了"费改税"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福利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DEA方法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uper-NSBM模型评估福建省2012—2019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进一步构建Tobit回归模型检验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整体生态福利绩效较高,但区域间差距较大;(2)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森林资源对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向作用;(3)森林生态补偿的不足阻碍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绿色发展技术创新的薄弱也导致科技进步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作用未能发挥。提出对策建议如下:(1)强化绿色发展模式,优先推动绿色创新;(2)优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海陆协同发展;(3)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动城市扩张;(4)持续有效强化环保投入,深化对外经贸技术交流。

旅游产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共享经济视角

采用两阶段NSBM模型,测度中国内地省级地区旅游产业创新的效率值,再运用tobit模型,分析制约新形态旅游产业创新绩效水平提升的具体因素。结果表明：要素创新和内生变革对新形态旅游产业创新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禀赋却产生反作用力,传统产业所依赖的区域经济水平的影响力更弱。因此提出,在共享经济背景下,应该突破常态化产业发展环境和成熟资源条件的约束,引导传统企业融合技术、理念和结构等要素创新,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创新发展实现突破。同时构建以企业或非企业的产业组织机构为主体的创新业态,促进非优区旅游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城乡融合对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

【目的】城乡融合是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关键要素,本文通过厘清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机制,为推动农业生态效率稳步提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Super-NSBM模型分别对城乡融合水平、农业生态效率及其子阶段进行测度,分析城乡融合和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进,然后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剖析了城乡融合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①城乡融合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而且在农业生产积累阶段和农业生态治理阶段均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城乡融合主要是通过改善技术效率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影响。从城乡融合分解项来看,土地的融合和资本的融合是农业生态效率提升的关键所在。②从地理区位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异质性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对农业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相较于粮食主产区,城乡融合在非粮食主产区可以产生出更大的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效应。③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融合对农业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城乡融合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具备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结论】城乡融合对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具有积极影响,且这一影响具备地理区位异质性、粮食生产功能区异质性和门槛效应。为此,应鼓励绿色创新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引进,拓宽绿色生产技术应用渠道,通过建立差别化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人、土地、资本高效融合,以实现农业绿色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