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区与制度的空间演化分析

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是为了促进滨海新区及天津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推动环渤海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发展,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模式。这就要求在理论上不仅要考虑到技术、制度的因素,也要考虑到空间的因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模型的影响。具体研究空间因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影响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空间作用,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方式和区域发展模式,为在全国范围内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崭新的思路和视角。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立法保障

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在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它在内涵、特征和目标等各方面不同于经济特区。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的法制现状无法完全适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发展,需要国家通过“授权立法”赋予地方特殊立法权,以推动和保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各项举措顺利进行。

建立“生态试验区”服务南水北调大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实现南北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支撑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保障水质,保证北京等地饮用水安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简称"中线源")肩负重大政治经济社会责任,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承载地。因此,中线源的生态安全维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我们在辨识中线源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以及其特有的战略地位和生态位势的基础上,结合中线源战略定位和已有研究成果,借鉴我国已成功开创的"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在中线源建立"全国生态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生态试验区"),并对"全国生态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地理空间尺度、功能定位、建设目标、内容以及政策支持与保障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旨在为新时期中线源全面实践科学发展观提供新的视角和模式选择。

面向整体政府的改革开放“试验田”运作逻辑研究——以上海自贸区为例

"试验田"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综合央地关系和条块关系视角,提出"授权—支持—自主改革"的分析框架,并以上海自贸区为例,阐释试验田的运作逻辑。研究发现,中央的法律法规授权,国务院各部门的软硬资源注入、管理权限下沉、行政审批简化、政策试点支持、业务技术支持与务虚性支持,以及地方发起的完善地方立法、细化落实试验任务、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优化地方政务服务、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等自主改革行动,共同推动了整体政府的形成。这一围绕执行国家战略而形成的整体政府是上海自贸区顺利运作的基础。最后讨论了"授权—支持—自主改革"这一分析框架的启示。

兰考试验区是对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探索——兼评《河南省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2016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河南省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印发,兰考县成为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作为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与群体提供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对于完善现代金融制度,改善县域金融服务以及解决社会贫困都具有重要意义。为在兰考县加快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总体方案》突出"普惠、特惠、县域"三大主题,围绕贫困县域及"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发展面临的难题,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在组织体系、市场建设、金融创新、基础设施、权益保护、政策扶持等方面多措并举。在此意义上说,兰考县的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就是对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大探索。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放管服”改革研究——基于5省区6地的实地调研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三个回归",由政府一元单向的管控,走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放管服"改革通过以清单建设明确政府职责边界,以商事制度改革破除市场发展桎梏,以一门式办理、网上办理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但仍面临来自改革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双重障碍与挑战。为深化改革,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强化改革内外部的统筹、协调,并从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创建新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方面着力化解一些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