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往来:清代日本人参种植及其对华贸易

日本最早并不出产人参,伴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在日本的普及,人参的消费需求扩大,日本开始从中国和朝鲜引入人参种植,实现人参的国产化。之后,幕府对人参种植奖励政策的实施,日本的人参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种植的人参也开始出口回流中国,直至成长为完整的近代输出型产业。中日人参往来的历史是一段两国在共通传统医学思想下文化跨境融合的过往,折射出两国在医疗、社会以及相关的药学、博物学等方面的多文化交流,丰富且深刻。

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

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日本相继进入封建社会的最后发展阶段,中日两国社会体制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然而,锁国并非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如将其与东亚国际贸易相联系来考察,则毋宁称之为国家政治权利控制下的有限对外开放暨广州、长崎"一口通商"之贸易形态。就输出品结构来说,广州港口大宗输出品包括生丝及丝织品、瓷器、茶叶,主要输出品为棉布及糖;长崎大宗输出品为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铜,主要输出品为俵物、诸色物、粮食。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作为两港口核心贸易输出品的生丝及白银为亚洲贸易的良好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由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锁国体制"对两个港口影响力度的不同,广州、长崎对外输出品等级及流通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广州,无论是港口贸易量及额度还是贸易商品流通范围均非长崎所能比拟。然而,在近代东亚转型期来临的前夜,两座港口对各自国家社会变迁所起到的作用却大不相同,亦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迥异的影响。

近代东亚转型时期广州、长崎港口贸易研究述论

近代广州、长崎港口贸易作为东西方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备受史家关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学界主要关注问题有:港口贸易体制、对外贸易交流状况、对外贸易地位及影响等。此外,偶有学者对中日两个港口的贸易状况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然而,对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仍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即:对港口贸易的考察缺乏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未能从宏观视角去把握港口贸易的地位与影响;研究理论相对滞后等。

广州十三行与长崎会所的初步比较研究

清代的广州十三行于1757年至1842年为当时清政府赋予进行对外贸易权利的机构,日本的长崎会所在江户时代的中后期是德川幕府控制下的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两者存在诸多不同,但同时在性质、职责、背景等各方面存在着可供研究借鉴的一定的相似性。

日欧跨文化交流中的荷兰语翻译考述

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荷兰商馆由日本的平户搬迁到出岛,取代葡萄牙人占据了日欧贸易的市场。荷兰商馆和荷兰商船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源源不断地导入日本,近代科学以其不可抗拒的理性,公开地与中世纪以来的神学相对抗并且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它的实用性使得执行锁国祖法的幕府也不能不辟出一方专门的空间,以求得对它的了解、学习、研究、使用并从中取得利益。诸如此类的对外文化、贸易中,当然缺少不了翻译(当时被称为"荷兰语翻译")的人们,他们就像现在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中涌现出众多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先后在日本的医学、兰学、翻译、科学等各个领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清代山东、日本港口贸易及泰山诗东传

山东临海,是与长崎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出港地之一,凭借海运优势,众多山东特产,如大枣、豆类等被运抵江浙闽粤与天津及长崎等地销售,山东地方志也被销往日本。锁国期间,日本人严禁出海,他们接触中国文化的惟一途径,就是来长崎贸易的中国船商和舶来的汉籍。在德川吉宗的推动下,享保年间大量中国地方志运抵日本,当时几乎所有的山东地方志都在其中,如《岱史》、《泰山志》等,此外,《古今图书集成》传到日本也促进了泰山诗作、文化东传。从江户时代大江匡弼《五岳真形图传》和加藤利正《富士百咏》、释慈周的《六如庵诗钞遗编》,明治涩川玄耳《岱崂杂记》和《在山东歌集》等日本文献可以看出其影响之深远。明治晚期仍有《岱史》等传入日本销售。

江户时代之日中交流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施行锁国政策,但仍然通过长崎港与中国保持贸易往来。本文基于两国诸多史料之研究记载,以江户时代前、中、后三大时期,两国之贸易往来为主线,重点对清国商人在长崎居住、交友以及清代帆船舶来商品及来航规律等情况进行探讨。

清代颜真卿书迹作品输入日本考——以《颜真卿三稿》及其单帖为中心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虽然采取锁国政策,但长崎仍作为当时唯一的港口与中国以及荷兰进行海外贸易。这样,从中国和荷兰输入的贸易品也都需先经由长崎再流入日本国内。在从中国输入至日本的贸易品中,书法相关资料尤其是集帖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舍出版,1984。关于江户时代输入至日本的中国集帖的研究,大庭脩先生在《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一书中有“江户时代集帖输入”专章,阐述了集帖作为书法资料被大量输入日本这一事实。笔者根据大庭脩先生所收集的《商舶载来书目》、《赍来书目》和《长崎会所交易诸账目》,对输入日本的集帖进行统计时发现,《颜真卿三稿》无论是输入的次数还是部数都占有很高比例。马成芬:《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集帖の輸入について》,《关西大学院东亚文化研究科院生论集》,第3号。

19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海商之衰落--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书为中心

由明迄清,徽州海商的主体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明代武装走私的私人贸易转向清朝政府特许经营的海外贸易。及至19世纪60年代,东亚海域世界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中国国内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又对中日贸易造成了剧烈冲击,加速了徽州海商之衰落与长崎唐馆的解体。本文聚焦的徽州巨商程稼堂,曾是长崎贸易中举足轻重的海商首领。但在19世纪中后期,他与海商同行、长崎会所、借贷商人之间,不断地发生各类债务纠纷,其本人则为了躲避债主的纠缠而到处东躲西藏,并多次将各类财物作为抵押。这些,显然反映了其人已徘徊于破产的边缘。程稼堂的遭遇,折射出昔日富甲天下的徽州海商之困境。其人的盛衰递嬗,可算是煊赫一时的徽州海商之最后一曲挽歌。

18世纪唐通事眼中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新见抄本《琼浦闲谈》研究

域外汉籍是推进东亚海域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琼浦闲谈》,是一册迄今尚未受到学界关注的珍稀抄本。该书成于唐通事之手,生动地状摹了18世纪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实态。研究发现:《琼浦闲谈》所述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由此应充分重视活跃于长崎的福州府属人群之乡土背景。具体说来,江户时代在长崎的不同人群之信仰彼此交融,既有中国人对日本神明之借用,又有中国各类信仰崇拜移植日本的更多例子。除了人们习知的儒家圣堂(孔庙)、妈祖信仰、佛教黄檗文化之外,道教系统之“九使”信仰在长崎的影响亦值得特别关注——“九使”由原乡福清的荒洞蟒神到东亚海域史上舍生取义之林姓神明,“九使”信仰从福州府属庶民之“九使诞”俗以及府城倡门邪神崇拜再到融入长崎盛大的诹访神事活动,其间的嬗变轨迹,彰显了东亚海域跨文化风俗传播的复杂性与丰富内涵。透过对福州府土神“九使”与长崎诹访神社信仰之渊源等的分析,可以管窥传统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相关影响。

雍正欠铜案与苏州的洋铜商人

有清一代曾长期从日本长崎进口铜材(洋铜)以保证国内铸币所需。康熙后期到乾隆初年实行"发帑办铜",由官员携帑至江浙招募商人承办,苏州作为办铜的中心之地,吸引了大批以泛海为生的商人和船工聚集于此。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一直很难具体窥见他们的经商和生活状态。本文利用搜集到的户科题本并结合日方记载,以雍正初年苏州的两起欠铜案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卷入案中的众多商人事例,揭示了当时活跃于苏州乃至东南沿海的洋铜商人--这个对日贸易群体的"素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