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辨朱与求原的逻辑——中井履轩《论语》诠释路径及其与朱学之关系

中井履轩《论语逢原》具有二重文本属性,即《论语》元典的注释文本、朱注的再诠释性次生文本,其《论语》诠释则是辨朱与求原的内在统一。辨朱的要点在于朱注所据文献、所引学说、所作阐发,求原的取径在于回归元典、并重章句字词、依据常理人情。二者辩证统一,辨朱以求原为旨归,求原藉由辨朱而展开。履轩《论语》诠释的此种特质,既折射出朱注的有效传播与深刻影响,也可见日本儒学对《论语》朱学的批判性反思与学术回应。

中井履轩《孟子逢原》对心性论的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思想家,其《孟子逢原》对心性论的探讨具有日本特色。履轩对心、性、情、才均作了泛言与专言之分,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道德判断是道德行为成立的充分且必要条件,相较于道德动机更具本源性地位。道德的本质是行为,若要达成完满的道德实践,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只有在对伦理规范的理性认知的约束与调节下,方能符合道德的判断标准。由于天命的绝对地位被削弱,履轩对道德的认知倾向于突出行动意义,难免将道德工具化、功利化。

论《昔昔春秋》的戏编、奇构与“中体日用”

《昔昔春秋》是日本江户中期名儒中井履轩根据中日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汉文小说。其在“追随汉本土文学”的过程中,凸显了“中体日用”的特征以中国经注的体制,重构民族故事;以中国文史的内容,敷衍遗逸意蕴;以中国儒学的价值,规讽当世教化。该文不惟是中井履轩“克肖盲史”的戏编和奇构,也是其独特的知性转换的文学呈现,更是日本汉文学史上别具“中国特色”的妙品。

中井履轩《中庸逢原》中的诚论——基于“天道”“人道”视角的考察

作为日本“怀德堂学派”的集大成者,中井履轩沿袭了以往怀德堂儒者重视《中庸》诚论的传统,尤其是在《中庸逢原》之中,中井履轩认为,《中庸》的作者子思不仅将诚作为“人道”,同时也将诚作为“天道”,这种从人伦社会到宇宙全体视域上的扩展是《中庸》诚论独创性的体现。不过,子思言天道之诚的目的不在于探讨“天道何以为诚”,而是为了引出“人道如何诚之”的问题,子思诚论的基本精神依旧在于人道。对此,中井履轩以“忠信”释诚,揭示了人道之诚的自足性,而不去追问诚的终极根据之所在。这一经学研究反映出来的问题意识与其说是朱子学,倒不如说更为接近伊藤仁斋之学。归根结底,中井履轩的学问与伊藤仁斋一样有着浓厚的“町人”学问的底色,诚作为与町人之“生业”紧密相关的重要德目,似乎无须从天道那里寻求其根据,亦难以引申为普遍性的理。

中井履轩的格物致知论

中井履轩大体沿袭朱子向外探寻事物道理的致思路向,但他格物致知要得到的并非朱子所讲的天理,而是人的社会活动所需要的实际智慧。他的知智关系是在认识论视域下讨论的,智是经验世界的存有,而非超越的实体。知识的旨归在求真,在追求事功中知识范围得以扩展,价值得以提升,知识甚至涵盖了道德。德性需要且只能凭借知识而获得。知识与道德的贯通是通过知—智—德的理论构建与知—行—德的实践工夫实现的。

论德川儒者中井履轩对儒家祭礼功能的探求

德川中期的大阪儒者中井履轩关注儒家礼经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礼经的重新解读,认为儒家祭礼并不具有交接神灵的功能,只是祭祀者用以表达孝敬的人伦之情,因而只具有世俗性的伦理功能。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使得祭祀礼仪的宗教性与伦理性发挥交互影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