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释五则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被称为“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地方文献宝库”,内容丰富,但存有较多的俗语词,给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障碍。根据传世文献,结合语境,对其中五则俗语词进行考释,得出释义。“耗伐”即“砍伐损害”,“弹收”即“验收”,“向问”即“询问、理论、指责”,“压佃钱”即“租借时所付的作抵押用的钱,俗称押金”,“战哨船只”即“战船和哨船,分别用于作战打仗和警戒巡逻”。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两版《目录》时间订讹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是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内容丰富,价值极高。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全三册)。2015年,黄山书社出版《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共八册)。今以60卷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研究对象,对比《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与《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所录档案的时间信息,并将有误之处具体分为三类:《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时间有误;《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时间有误;以上两者时间均有误。

论清代州县诉讼结构的成因

清代健讼之风加剧,贱讼与健讼成为州县诉讼的矛盾性结构。该诉讼结构受高调的儒家意识形态支配,私人利益在官场话语中缺乏应有地位,为维持私人利益而启动的诉讼容易失去正当性。首先,在官方表达中,出色官员总是比法制和组织机制重要,似乎只要“得人”,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次,受州县官过度集权的影响,“一人政府”模式下正印官无力及时审结大量案件;再次,受“薄赋敛”的财税政策支配,州县衙门长期缺乏足够司法经费,无力应对诉讼量暴增的局面。官方对民众健讼之风的压制成为案件尘积困境下的贱讼策略。但官员对健讼之道德评判掩盖制度僵化的缺陷,制度之反思、调整与优化缺乏动力,州县诉讼的对立结构持续存在并日益恶化。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改良维艰:清末南部县医学研究会的架构与运行

清末,四川南部县医学研究会在新政背景下设立,以改良医学、交流医术为宗旨并接受地方官府管理。南部县医学研究总会、分会层层隶属、架构清晰、成员职责明确。虽为民间自办组织,与旧县医学、卫生局所相较,在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建设实效化等方面皆有不少新气象,尤其是在考验医士、开展医术研讨方面展现出时代进步性。随着影响力的增大,医学研究会的职能范围逐渐外扩,兼调查审理、施种牛痘、征收灯油费等,反映出民间团体越权过界的机巧性。另一方面,从旧体制中脱胎而生的医学研究会存在贪腐弄权、姑息庸医、转嫁经费、发展滞后等弊端,面临缺乏监督、惩治不力、经费不足、动力不强等发展困境,足见内陆腹地偏远县城的医政治理与改良任重道远。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俗语词考释五则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但内容多为手写,俗语词数量繁多,不利于档案的阅读、整理与研究。其中“焚献”“左半头”“崘”“原恳”“跴明”五则俗语词意思让人费解,容易误判。根据具体语境,结合文献及方言,认为“焚献”即“经管香火”,“左半头”即“左边”,“崘”即“路坎”,“原恳”即“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的一方”,“跴明”即“勘测清楚”。考释俗语词词义,可以消除《清代南部县衙档案》阅读障碍,补充辞书未收词条或义项。

“城镇自治”与“市民社会”:清末州县城议事会——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倡办地方自治。各省遵照先城镇乡、后府厅州县的顺序筹办地方自治,城镇乡议事会遂全面推行。南部县是四川省较早推行地方自治的州县之一,较好地贯彻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于宣统年间成立一城四镇六乡议事、董事会,对南部县改革和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考察州县城议事会筹办、成立及其运行实态,揭示政治近代化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民众向市民的转变与现代市政体制的萌芽,加深对清末城镇乡自治的认知和审视。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证五则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多由人工手写,其中的“老么”“前八月”“小抱”“旋”“硬估”5个俗语词,意思费解或容易误解。经过分析发现:“老么”即“老幺;排行最小的”;“前八月”即“闰八月年份中的第一个阴历八月”;“小抱”即“男女双方幼年许配订婚,由男方家抚养至成年后才完成婚配的行为过程”;“旋”即“立即;马上”;“硬估”即“强行;强迫”。

乾隆版《西和县志》物产内容述略

乾隆版《西和县志》中关于当时物产种类的记载,主要通过植物和动物两大类进行记述.植物物产中,主要以谷类、蔬类、果类、药类、草类、木类及花类等分类记载;动物物产中主要以禽类、兽类、鳞介类及虫类分类记载.但对外来新品种的引种与推广鲜有记载.通过研究整理《西和县志》中记载的物产种类及其变化情况,有助于认识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状况,对推进当今志书中物产部分的修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地方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弘扬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普遍性——以稀见卷宗《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为中心

官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考核与王朝正常运转乃至更替密切关联。不列颠图书馆藏珍稀文献《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涉及清代江南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安徽行政地理密不可分。通过对史料所涉官吏年龄、籍贯、任职类型及考语等普遍性指标的分析,可窥见安徽官吏考核乃至江南官场行政运转及其政治趋向。清代安徽官吏考核乃至选拔经验,涉及江南地区府州县乃至清廷治吏理政的集权主义思路,得失成败值得省思。

夫妻吵架还是疯病复发?——从巴县“唐德声自尽案”看清代司法档案的辩证利用

清代司法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发现了司法档案中的虚构问题,提醒研究者警觉。清代巴县“唐德声自尽案”,展示了通详前后案情叙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清代基层衙门在命案审断中的实际面向,加深对清代司法制度的认识。在利用清代司法档案的过程中,需要秉持辩证的态度,既要认识到其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盲目尽信,更不能因为存在虚构现象就否认这些档案的价值。注意利用的方式方法,处理好个体与案卷整体的关系,悉心比较与鉴别,能有效规避虚构带来的影响,最大限度发挥这些档案的价值。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释六则

以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为材料,选取档案中意思费解的“奔叩”“车煎”“串底”“地脉”“嚼”“引张”六则俗语词,根据语境及相关文献,对上述六则俗语词进行考释,分析造词理据,以冀消除南部县衙门档案阅读障碍,并对《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所裨益,补充未收录词条及义项。

明清徽州县官与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县官在乡村治理中处于重要位置,是沟通上级官府和乡村民众的枢纽,其选拔和任用深受官府的重视。徽州县官的日常事务主要涉及教化乡里、化民讼牒、催征赋役、缉拿盗匪、劝民农桑等,在乡村治理中多有远见卓识,为徽州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否认,徽州县官群体中亦有德行失范和徇私枉法者,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基于舆图的明清获嘉县城城门研究

本文首先借助现存可见的方志舆图等材料,将获嘉县城形象分成三类,即图注类、矩形符号类和写实类。进而说明获嘉县城城门设置的特殊性在于北城墙无门、西城墙设置两座城门和西城墙城门的定名,其成因可能与应对现实情况的实用性需求,即自然环境、邻县县城分布和主要交通方向有关。

朱尧阶与晚清湘乡县文运

朱尧阶将毕生精力投入私塾、书院的育才造士事业中,虽未亲自培养出进士,但几十年如一日的讲学授徒,无形中培育大批人才。他广泛交游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县内志同道合之人,协力孕化学风。朱尧阶襄助县官兴养立教,一方面,通过协助县官稳定社会秩序,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为县官筹措款项,捐资助学、捐输广额,帮助其宣传道德理想,敦厚教化。在朱尧阶的努力下,各类举措相配合,推动晚清湘乡县科举发展。

分疆画界:清代县级政区的析分与界线划定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

连城五贤书院探析

五贤书院由县令秦士望创办于乾隆十一年,是清代连城一所重要的官办书院。历代官员高度重视书院教育,县令秦士望、王立韩、刘亦山等带头捐俸办学,士绅积极响应,县令杨环还在培元书院设立乡会卷资以补书院经费之不足。书院延聘名师掌教或主讲,既有李修卿、李龙官等连城域外之名儒学士,也有童廷寅、谢国治、吴作梅等连城境域的名儒学士。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作为县级官办书院,在传承和播衍程朱理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晚清湘军时代湘乡县域祠堂及特色

晚清湘军的兴起带来湘乡县域宗族的发展,进而影响这一时期该地区祠堂的兴盛。通过对多个家族的族谱和现存祠堂进行考察和研究,得出晚清湘军时期湘乡县域的祠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家族经济实力增强,宗族内原本合祀一庙的先祖分别建专祠祭祀,祠堂数目激增;祠堂规模扩大,平面形制呈两翼扩展的地域特征;细部装饰多样化,体现出湘军文化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