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帝释窟说法佛传图像新辨——“难陀出家因缘变”献疑

敦煌莫高窟第254窟主室北壁东起第一幅故事画,《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判断为“难陀出家因缘变”,然其缺少与难陀因缘故事直接相关的画面,学界对此图主题尚存争议。第254窟此图应是在“梵天劝请”图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帝释窟说法图,显示出与犍陀罗造像、中国龟兹石窟帝释窟说法主题的关联。

“一带一路”:见证斯国线路遗产

我国正在推动举世瞩目的 "一带一路"战略。它首先是历史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遗产。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遗产分类,"一带一路"属线路遗产(heritage route)。而就历史事件而言,线路遗产实指"丝绸之路"。名称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于19世纪70年代命名。"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有"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是连接亚、非、欧的古代商贸线路,也是文化交流渠道和传递友好的桥梁。文章以斯里兰卡为例,通过佛教、茶叶等文化交流历史来考察线路、遗产和线路遗产的多重内涵及相互间的复杂关系。

庙产兴学与佛教革新

传统佛教向现代化的转化,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中的核心问题。通过杨文会、太虚、印顺等一批佛教居士、法师们的艰苦努力,富有新时代意义亦即具有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人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航标。传统佛教的这一转换原因固然很多,但晚清政府实行的"庙产兴学"的宗教政策,无疑具有直接的反推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当时的政教关系及其历史的延续性。

唐代比丘尼的种类、受戒习业以及弘法活动

唐代是中国佛教鼎盛时期,大量女性走入了比丘尼的行列。当时比丘尼队伍主要由出家的比丘尼、挂籍寺庙的比丘尼和私度的比丘尼三部分组成。唐代女性要想获得僧伽资格必须经过两次受戒,即沙弥戒和比丘戒。唐代的大德尼已经获得了为女性出家者授具足戒的权力,一些大德尼还代表政府为人剃度。比丘尼们积极从事写译、造像、讲经等弘扬佛法的活动。比丘尼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日常的持戒、诵经和不定期的抄经、写经、造像等,她们的很多功德活动都围绕着寺院进行。比丘尼也经常举行讲经活动,出身士族、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比丘尼所讲多为僧讲。社会下层也有比丘尼的讲经活动,只不过她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往往被迫中止。

东汉时期佛教美学意蕴的初始酝酿

东汉时期佛教美学意蕴的初始酝酿,是通过印度佛学经典的初步译介而逐渐实现的。主要在禅定"守意"与般若"本无"说的译介传播中,"中国化"的"空"之"美"与"乐"这一新的审美剧变,得风气之先,创造为中华佛教艺术审美的新品类,开始了由传统的"乐"到"悲"以及"乐""悲"相系之审美理念的转递,拓展出关乎审美的新名词、新概念与新范畴。

授戒法系视域下台湾佛教史新论

明清时期佛教律宗中存在三大授戒法系:禅宗授戒法系、律宗授戒法系和革新授戒法系,其中禅宗授戒法系源于莲池大师,其云栖戒本传到鼓山元贤,形成禅宗授戒法系的典型——鼓山涌泉寺。该寺以曹洞宗法脉、戒法法脉并传的方式延续,其戒法对闽南区域特别是台湾佛教影响深远。透过授戒法系的视野,通过对各种"被发明的传统"的深刻反思,能够明晰台湾佛教戒法发展变革的历程,也为在台鼓山法脉来源的探讨提供新的线索。

《高僧传》弘法起信考

以《高僧传》为底本悉数辑出了高僧弘法起信事迹,并从时间、地理、事件三个不同角度考查起信事迹的内部规律,并做出初步推论,然后综观三者,融为一体,将二世纪到四世纪前后的佛教起信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于阗与佛法初传

古代于阗的三个名称-于(宀八真)、于阗与瞿萨旦那--反映了古代和田绿洲主体居民与王统的变迁.其中于(宀八真)是他称,是主要反映当地居民之一的族名;于阗是城邦自称,主要反映城邦名及其同美玉之乡的历史联系;瞿萨旦那则是塞人入主和田绿洲所建王朝名,亦即汉文史书中的于阗尉迟氏王朝.在羌人和羌化小月氏人占统治地位的上古于阗,尚无佛教传弘的痕迹,瞿萨旦那王朝创立之初亦无佛教,佛教东弘乃发生于瞿萨旦那第二代君休莫霸时期.至广德继位,大众派正统佛教(小乘佛教)逐渐战胜了原始的巫教,至魏、晋时期,于阗才成为西域的大乘佛教中心.

日本近世佛教的失格

佛教传日以来,对日本政治、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近世日本佛教却变得低调且安分,不再像古代那样影响着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以檀那寺的形式,行使着受命于幕府的行政职能和百姓所需要的葬仪等佛教仪式的权利。随着佛教蜕变为世俗社会的行政管理单位,僧侣也出现规模化的群体堕落。近世佛教还受到来自儒学、国学和兰学家们的激烈批判,佛僧们虽曾展开反击,并与天主教展开论战,然而如是抵抗并没能使佛教于思想领域脱离尴尬的境地。虽然近世佛教各宗派在幕府体制下广兴檀林,并有中国僧人赴日开宗立派,为日本佛教思想增添了几分色彩,但总体而言,本应济世度人的佛教到近世蜕化为幕府监控百姓的“精神警察”,背离了佛教的社会宗旨,佛教对权力的顺从也预示了近代佛教的命运。这一切都证明了日本近世佛教的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