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重建:国民政府派遣赴印度研究生的行动及其影响——以中国台湾“国史馆”解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国民政府为节约外汇支出,实行严格限制出国留学的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扩大,中国与英美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以及印度深邃文化的吸引,加上中国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赴印留学等因素,中国政府从抗战重建的思路出发,在抗战后期派遣了一批研究生赴印度深造。这些赴印研究生的选拔具有候选人经历丰富、注重盟国合作、规模较小、学习形式多样等特点,不仅为国家战后重建培养了急需的人才、进一步规范了留学生选拔制度,而且还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教育与文化的交流。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及其困境因应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组建马政机构、制订军马补充规定、派员赴华北采购及委托西北诸省代购等方式,补充中央各军事机关及地方驻军马匹,以充实国防军备力量。由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业凋敝,再加上因日本蚕蚀华北,蒙古产马主要区域相继陷落,以及购马经费支绌等原因,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困难重重。国民政府通过改善军马饲养及推进马政建设等举措,以期解决军马补充面临的困境。然而,时值马政按计划推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愈加困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城市的学校教育事业——以扬州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Networking for Monument Preservation in China:Ernst Boerschmann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34

1931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接纳恩斯特·鲍希曼成为学社的一员。1934年,鲍希曼在南京与联合政府的一些成员讨论到古迹保护的问题。鲍希曼就这个主题做了记录.并通过滕固将之带入讨论.滕固是一位就职于南京共和政府的、有德国教育背景的艺术史家。鲍希曼还为两座古迹的保护准备了提案——南京附近的梁墓和西安附近的善导塔。1934年,他与作为建筑师和艺术史家的夏昌世一起游历了中国。在北京,鲍希曼遇到了朱启钤和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和刘敦桢。他称赞他们的工作,并提出合作研究的希望.但此愿最终抱憾。在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的讨论中,鲍希曼提出建筑教育的建立应注重历史古迹的记录。1937年.在鲍希曼回到德国之后,南京联合政府授予他一枚玉勋章,以感谢他在中国建筑记录方面的终身成就。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所有的田野调查都中断了,恩斯特·鲍希曼在德国致力于已收集资料的研究,未与中国同行进行直接交流。

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民国时期民族政策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与西学东渐浪潮之下的西方民族主义双层影响下的产物。民国时期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既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

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跨越,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而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地位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重要性的认识变化较大。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认识的变化,是传统与现实多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体现。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但其政治视野的中心是重塑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威与一党专政的政治目标,其对西南边疆重要性认识的演变是其政治目标在具体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反映。

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关系

中国银行从民国初年成立后即发挥着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使得中国银行由国家银行转制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１９３５年的第二次改组后又使得中国银行成为国民党“四行二局”金融统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的性质和地位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旧中国金融业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 2 0世纪 30年代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 ,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 ,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 ,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辛亥革命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辛亥革命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 ,它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应该说是一次胜利的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构建了现代国家的雏形 ,体现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必须肯定其历史地位和贡献。辛亥革命后一个相当时期 ,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 ,保守与发展并存是历史的必然 ,它有一个消长、整合过程。

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亦即从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之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与落后保守的价值导向及混乱无序的官方介入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几乎处在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并导致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目标/效果的错位与传者/受众的分裂之境。民初前后的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群体,也在电影传播迅速滋长、日渐繁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某种不羁的自由与失范的快感,当然也品尝到了一些价值的困惑与认同的焦虑。

民国时期省立安徽大学的院系设置与发展

民国时期的省立安徽大学创办之初,首设预科,之后相继设置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发展众多相关系科,在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史中占据中心地位。安徽大学的预科及本科各学院经历了迥然不同的发展命运。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以国民党意识形态指挥和统辖教育的做法,及其变化无常的高等教育政策,对这一时期安徽大学的学院与系科的设置、发展与撤废有决定性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入关东北学生的教育救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各大、中、小学校接连被封闭、占用或强制解散,当地学校教育事业陷入绝境。一时间东北学子纷纷失学,亟须救济者遍布关内外。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救济入关的东北籍学子,借助这种教育救济来缓解东北学生失学的严峻情形。此举不仅保存了东北教育事业一线生机,抢救了大批东北青年学子,而且使受救济者免受奴化教育,为东北增添了抗日力量。

南京国民政府与新中国禁毒立法比较

鸦片烟毒对近代中国破坏巨大。自晚清以来,各界中央政府都对其开展过治理工作,其中影响深远者当属南京国民政府与新中国禁毒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禁烟、禁毒立法很多,然而直到解放前夕,烟毒仍困扰着中华大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祸中华大地近百年的烟毒才在短短几年内得以清除。

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史实考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事广为人们关注,然而迄今海峡两岸对于整个事情过程的认识都失之简单粗疏,对关键细节多有误解。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和考证,笔者发现,此事最初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起,1928年11月底,内政部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决议以梅花为国花,报请国民政府核准。12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交教育部核议,教育部对内政部的主张深表赞同,认为"定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以往多认为此议最初由财政部发起,因筹铸国币而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示国花,然财政部的申请在1928年底,远在内政部和教育部之后。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财政部的申请批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核办,宣传部审核认为,梅花、菊花和牡丹三种花中可择一种为国花。1929年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于是否定为国花,要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2月8日,国民政府据此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作为徽饰。其实,早在1928年12月初,内政部和教育部拟定梅花为国花的消息见诸媒体,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未能就此作出决定,原因是会上意见分歧较大,一时难以统一,与当时桂系所起"湘事"风波无关。整个过程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与社会舆论

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是追求中央权威重构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社会资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边疆,从社会政治生态上可分为甘宁青与新疆两区域;而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关系复杂,对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影响最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关于西北边疆的社会舆论,具有政府意识与民众认识重合并轨的迹象,推进了西北边疆建设意识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中国医疗保障探研

虽然以社会医疗保险为核心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但之前传统的医疗保障制度早在建国前就已经出现。考察这段历史过程有助于认识中国医疗保障观念和政策的沿革,对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华北自治运动”下线新论

“华北自治运动”是 2 0世纪 30年代中期 ,日本军国主义者假借“自治”之名 ,在华北制造傀儡政权的运动 ,是日本侵略者推行“华北分治”政策的手段。从日本侵华政策层面和运动本身考察 ,1 935年 1 2月并非“华北自治运动”的下线。 1 937年 4月 ,日本内阁抛出《对中国实施的策略》 ,标志着“华北自治运动”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