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外文地名NANTAO含义辨析

近代外文文献中的上海地名NANTAO,其含义即指沪语中的“南头”,读音可能来自于闽南语或粤语,随着上海开埠而传入。N ANT A O所指区域的变化与“南市”相似,初指上海县城以东、法租界以南的区域,民国初年开始扩大到上海县城,1928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后亦指沪南区。

《全元散曲》辑录的南套、南北合套考辨

考辨现存元代南曲散套和南北合套之真伪,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散曲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认识,意义重大。通过对《全元散曲》所辑元代南套和南北合套中南曲曲牌的曲律学考察,并与"戏文三种"和《九宫正始》所存的元代南曲相比较,根据曲牌在历史演变中同阶段相应的原则,获得了新的见解:在现存于《全元散曲》的17套南套和南北合套中,有6套元曲,另11套为明曲。

饶家驹与难民区相关问题再探讨

1937年底饶家驹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次年又在汉口建立了难民区,为战时难民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饶家驹与难民区:一是南市难民区的成立时机。由于饶家驹的努力,南市难民区建立的时间尽可能地提前了。二是南市难民区收容人数。南市难民区最多时收容难民20万以上,在其存在期间大约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三是饶家驹与汉口难民区。饶家驹经过多方奔走成功建立了汉口难民区,但由于日军的蓄意破坏,难民区无法发挥保护难民的作用。

武人、省长与绅商:韩国钧与多方互动下的上海建市历程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直属于中央政府的建制市,上海建市历程复杂异常,不仅与源自域外的市政模范、本地发起的自治运动有关,更与20世纪20年代江浙一带军阀混战的政局和所隶之江苏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态度密切相联。清末民初上海建市曾几经挫折,但上海民众的自治热情始终没有冷却,说明上海建市顺应中国城市近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而两任江苏省最高长官的韩国钧,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推动了上海华界由县到市这一巨大转变。1925年1月底,韩国钧为防止上海再度沦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挽救苏浙沪民众于战火,顺应段祺瑞执政府意图,指导李平书等人建立“淞沪特别市”,推出了以现代市政机关管理上海的方案。1925年2月1日上海特别市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市公所召开,公推李平书为主席,并议定特别市之组织、区域等问题。在国民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步力量承续自治精神,为设立民选的市政府奔走呼号,流血牺牲,为上海建市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历史功绩亦不容忽视。

旧城改造与官民冲突——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时期上海南市的工程管理(1905—1923)

上海南市老城厢地区的市政工程,在清末民初时期先后经历了绅商自治(1905—1913)与军阀统治(1914—1923)两个时期。在绅商自治时期,受到租界市政工程的垂范影响,以及与华界市容的强烈对比刺激,南市自治绅商通过道路桥梁工程、疏浚河道工程、自来水工程、电气工程与拆城填濠特别工程,将旧有的上海县城逐渐改造为现代化的城市格局。在军阀统治时期,南市市政工程经历了镇守(护军)使、警察厅与工巡捐局等机构“九龙治水”式的多重管理,以建码头、迁木材之大工程为案例,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南市市政工程陷入了上下悬隔、动辄得咎的官民冲突境遇。

正额杂捐体制的变迁与绅士的浮沉——以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时代上海南市的财政治理为中心(1905—1923)

本文通过梳理1905年至1923年间上海华界南市地区的财政治理情况,试图分析这一时段内与财政相关的租界与华界、正额与杂捐、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城区与乡区、军人与绅士等因素。受租界纳税外人会议和工部局的影响,上海南市建立起县市分立、市在县下的地方自治体制,由绅士、商人主导,管理1905年至1913年间的各项市政,并建立起正额县税和自治市捐双轨并立的财政体制。自治绅士通过捐税承包和公产租售,较成功地运作其财政收支,而并未引起像在农村推广自治时那样的抗捐抗税风潮,这背后与上海通商大埠的商业优势有很大关系。1914年袁世凯取消全国地方自治,并命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仿照天津体制,在上海华界建立工巡捐局,代替原有的自治机构治理市政。由于工巡捐局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军人补充军费的工具,1914年至1923年间南市的财政收支成为一个黑箱,而遭遇征税合法性欠缺与过度征税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况下,工巡捐局的领导只能通过利用其私人关系的网络,动员被取缔了原有行政权的绅士、商人,进行财政摊派和垫付事宜,而绅士此时亦阳奉阴违,勉力维持其与军人当局之关系,仍致力于夺回地方自治行政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