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点苍山会盟”仪式新考

南诏六世王异牟寻曾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会盟于点苍山下,并请天、地、水三官及五岳四渎众神为证,立誓归唐,会盟仪式及所请之“天、地、水”三官遂被引为道教在南诏传播之证据。然而,详考史籍,会盟仪式或非早期五斗米道之“三官手书”,而是采用了南诏早期国教——巫教仪式,所请天、地、水三官亦非道教所奉之三官大帝,而是南诏乌蛮原始信仰之神灵。为说明此问题,亦重新论述了《南诏德化碑》中的“开三教”问题,认为南诏时期的“三教”并非儒、释、道,而是巫、释、儒。

论南诏国史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在南诏国最强盛的时候辖境广大,因此南诏国也有"内地"与"边疆"观念,具体是以洱海区域的十睑为"内地"和边疆的节都、都督进行区别,因此南诏国的政区设置特点是政治与军事并重;蒙舍诏之外的各诏在被南诏攻破之后,民众基本留在洱海地区,而各诏的贵族首领或流放丽水节度或投靠吐蕃或被南诏杀害;《新唐书·南蛮传》对于南诏历史的记述一些地方存在段与段之间的逻辑不顺畅问题,还存在历史事实记述有遗漏、过于粗疏,甚至还有与历史事实相矛盾的问题。

南诏军事制度述略

军事是南诏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深入分析南诏时期的军事风尚、军事职官体系及军队组成,以揭示南诏军事制度的特点,有助于全面认识南诏的社会与历史。

历史的遗产:南诏国寻传蛮分布区城镇建设与治理考述

南诏国治下的寻传蛮,与今天中国、缅甸、印度交接地区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有族体上的历史源流关系。历史上,南诏在寻传蛮分布地设置政区、建立城镇,加强了对寻传蛮的治理,极大提升了寻传蛮群体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规模,促进了该地区的文明跃升和社会进步。

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的编制刍议

国内外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成果众多,而在中国民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史料索引的编制无论是单书、群书均未有索引成果的编制,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的编制有助于推进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也为研究者提供快捷的检索史料的途径。

从碑刻铭文看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

碑刻铭文是民族古籍及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载体。以苍洱地区为核心地带建立的南诏大理国曾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王朝,其文化在宗教文化、儒学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等方面呈现了多元包容、和谐发展,体现了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

南诏对寻传及银生地区的经营及利益趋向

南诏对寻传、银生地区的经营,具有加强与古中南半岛地区的经济往来、获取财富资源的经济意义。以控制蜀身毒古道为利益核心,着重经营寻传地区;与中南半岛各古国的政治交往和经济联系体现出相应的趋向性。

南诏大理国的藏书文化

南诏时期的"赠书习诗……传周公之礼节,习孔子之诗书";大理国时期的广求汉文典籍,促进了大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诏大理文化",同时作为大理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理古代藏书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南诏图传》中补绘的“文武皇帝”考

关于《南诏图传》的补续部分,过去学者们一直认为"文武皇帝"为长和国建立者郑买嗣,但是根据图中张保行获"赐姓杨"的题记,以及尊崇西洱河神等内容,可以推断其应补作于义宁国时期,图中所记"文武皇帝"为义宁国建立者杨干贞,所绘内容和文字表述均为义宁国起源的历史传说,故应为《义宁国图传》。

杨蛮祐与南诏的王室学校崇文馆

杨蛮祐在天宝战争后归降南诏,曾任崇文馆大学士,仕至清平官,是南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崇文馆为南诏最早设立的学校,以教授王室成员和贵族大臣子弟为主。在南诏学校教育机构的创建过程中,杨蛮祐功不可没。

从贞元会盟看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西南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西南各民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汉民族对其影响较大 ,因而中原汉族与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唐朝时期 ,中原汉族与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贞元会盟又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论南诏的文学成就

南诏建立后,结束了西南地区长期纷争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与唐中央王朝的联系,经济文化繁荣,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长期坚持不断地学习汉文化,到唐朝后期南诏已经是"礼乐具修,车书必会",由原来落后的蛮荒之地,变成了"馨香礼乐之域"。南诏的书面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多具有唐代文学的风采,不少作品流传内地,深受好评。南诏大理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理应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南诏大理国与吐蕃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贸易初探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茶叶生产趋于繁荣,将茶运往藏区销售并出口到以安南为主的东南亚地区成为王国重要的贸易活动。南诏大理国将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的管辖之下,保证了产地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系;茶叶贸易不仅维持着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存在,云南也借此强化了与西藏以及东南亚的政治文化交流。本文以茶叶及其对外贸易为媒介进行讨论,旨在揭示南诏大理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深化对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历程的理解。

南诏的授田制及其实施范围

作为法律范畴的土地所有权是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土地私有权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历史上的井田制以及后来的屯田制、庄园制和租赋制度等土地占有形式,丰富了土地法律制度的内容。南诏的授田制与唐的均田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其授田制实施的范围远较唐均田制为小。

论南诏大理国佛教教育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有宗教便有宗教教育,研究宗教教育是全面认识传承民族文化的民族教育的关键。南诏后期废道立佛,大理国以佛治国一脉相承,"释儒"阶层的出现,标志着南诏大理国制度化教育的形成。其教育形式是以寺院为学校、僧侣为教师、佛儒经典为课本。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君权佛授来巩固王权、教化百姓、统一思想。佛教教育是形成大理白族特色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时对大理白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诏大理国金属佛像制作工艺初探

为研究南诏大理国金属佛像的制作工艺,对部分金属佛像进行了科学分析,表明制作各种铜佛像时,主要使用失蜡铸造工艺,已使用多种金属元素作为材质,阿嵯耶观音像和其他铜像是以含砷的铜合金为特征,金质佛像的材质主要用金银合金,铸造小铜佛像则采用复杂的合金成分配比。根据铭文和绘画资料分析,这些金属佛像主要是大理本地的工匠制作。

饰耳佛像

饰耳佛像系汉文化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创始于成都约南梁晚期,发展千有余年。四川为饰耳佛像首要发展区域,数量多且比较集中,南北朝晚期从川中波及到川北地区,初盛唐时期在川北地区获得较大发展,桃形耳环流行成为共同区域特征。其他地方饰耳佛像数量少又极其分散,流行于唐宋时期,其中南诏大理国实例与四川有所关联。饰耳佛像中最初和少许特殊实例,可能具有释迦佛为教化众生示现穿耳意涵,绝大多数实例则是相因成习表现,目的在于塑造别致的造型风貌。

唐贞元年间点苍山盟誓的几个问题

贞元十年,南诏与唐盟誓于洱海边的点苍山,双方关系的恢复由此得到正式确定。点苍山盟誓不仅是南诏与唐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盟誓之后,南诏、唐、吐蕃三方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分析史籍中的相关材料,对盟誓提出者、南诏最高首领异牟寻是否参加了此次盟誓、崔佐参加盟誓的身份、地点选择在点苍山的原因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南诏与唐对此次盟誓均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南诏山区经济开发及当代价值研究

南诏的繁荣发展,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注重山区经济的开发。南诏立国期间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山区经济,给南诏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以史料为据,从农业、畜牧业、盐业和矿业几方面,分析探讨南诏山区经济取得的成绩及其当代价值和意义。

唐朝对南诏的“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是古代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实施羁縻的重要内容。唐朝建立后在处理复杂的特定民族关系时广泛运用"和亲"的安边政策,但对地处南方的南诏政权仅"和过一次亲"而且最终以失败告终。分析和亲政策失败的原因,并对和亲政策予以评价,以丰富学界对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