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闹大”式集体行动何以成功——兼论“维稳”意涵的拓展与进阶

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深入践行,国家与社会在“维稳”场域内的互动逻辑发生转变。典型案例研究表明,传统“大闹→闹大”式抗争逻辑的效用呈衰变态势,而“不闹→闹大”的“反向闹大”式集体行动逻辑形成,并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新时代国家“维稳”意涵的丰富化,具体表现为:从“机制”到“价值”的进阶、从“秩序”到“人本”的深化、从“事件”到“问题”的拓展。民众从“大闹”到“不闹”的行为选择,触发了国家“维稳”意涵层级的转换,进而引发了政府应对策略的转变与升级。“反向闹大”式集体行动逻辑的提出,丰富了“闹大”议题既有的研究谱系,拓展了研究视野,同时为社会抗争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中",闹大"已经成为公民抗争的重要逻辑。本文以近年来大量具有闹大特点的社会事件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归纳了闹大的发展过程,概括和抽象了闹大的逻辑,并在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框架下,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和议程设置三个方面对闹大的功能性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描述性分析。从利益表达的角度分析,闹大主要涉及到谁来表达、如何表达以及表达了什么的问题;从资源动员的角度分析,闹大的主要问题是动员的对象、动员过程的特征和动员的机制等问题;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闹大则与公民成为问题的界定者、问题是如何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的以及由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等密切相关。闹大是透视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对闹大的描述性分析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我国公共治理的规律和逻辑。

我们拿什么渡过苦难——《大淖记事》精读

《大淖记事》如梦之倒影般显现了大淖这片匿名的世界和巧云,十一子的爱情命运,以感知生命陷溺于苦难,却被击打得更加优美,坚强这一实质,表现出汪曾祺对于人生该如何优雅地渡过苦难的思索。

道真打闹歌——仡佬族“打闹歌”的文化意蕴

道真仡佬族的"打闹歌",在形式上有其特定的程序,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充满着低沉而忧伤的情感色彩,表达了一个长期受压迫的民族深藏于心底的忧伤,反映了仡佬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传达了仡佬民族在改造自然、建设家园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智慧。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不同传承方式下雅托噶演奏风格的变迁——以蒙古族民歌《瑙门达莱》为例

雅托噶是蒙古族富有特色的传统弹拨乐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演奏、曲目、形制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并根据流传地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本文以蒙古族民歌《瑙门达莱》为例,通过对该民歌在雅托噶不同传承方式下演奏风格、表演形式、传承特点等方面的分析,对雅托噶传承与变迁的规律进行分析与讨论。

汪曾祺“另类”写作的主体表达——《大淖记事》再解读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古典抒情诗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的文学创作以清淡质朴的文笔传递人间温情,他总是以自己的亲历为原型,将笔触放置在小人物的悲欢上,展现出底层百姓的酸甜人生。《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以诗化的语言建构了一幅充满烟火气、人情味的“大淖上河图”,以一对苦命鸳鸯的爱情历程展现出大淖的民风民俗,有别于80年代的其他主流创作,形成了一种另类的主体表达。

问题解决的信息机制及其效率——以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为中心的分析

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是公共治理的经典叙事,这两者都是特殊的信息化机制,从上下和内外等不同向度向官僚体制支付了问题解决的信息,开启了问题解决的引擎。本研究立足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主要从信息角度考察群众闹大和领导批示的信息生产方式、信息传播过程以及信息利用方式等,着眼于剖析官僚体制的常规信息机制及其弊病,阐述群众闹大和领导批示的信息功能及其运行过程,最终探讨公共治理的信息机制及其效率。相对于官僚体制科层化的信息交易,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相互呼应,能够直接表达和快速锁定问题,具有常规化信息机制所不具备的效率,提供了补救官僚制信息失灵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