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东渐:日本平安初期天皇子女的教育

日本平安初期,嵯峨天皇提出文章经国的理念,即以中国的典籍知识作为国家运行的可鉴之道。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以天皇为首的皇室积极学习汉文典籍,并对天皇子女教育施以各种办法。在精心挑选才学兼备之士教授诸位子女的同时,往往超越制度给教师以顺畅仕途。天皇本人亦会在朝政之余亲自加以教养。

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神佛习合思想是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奈良平安时期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这一日本本土文化在吸收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以神佛习合这样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使得作为本土文化的神道得以延续和发展。探讨奈良平安时期的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析该时期神佛习合思想形成后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神道和日本佛教。

日本平安前期释奠对唐礼的继承和本土化

释奠是中国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仪式。8世纪初,日本模仿唐朝建立大学寮制度,释奠被引入日本。8世纪中叶,吉备真备借鉴《大唐开元礼》,整顿释奠,使其初具规模。平安前期,嵯峨天皇时设定了"天子幸释奠"的情况,并首开"七经轮转讲读制"、诗宴和内论义,后两者的恒常化凸显了日本释奠的本土化特色。日本释奠既包括准备、馈享、讲论等固有仪程,也包括诗宴、内论义等衍生仪程。讲论是大学寮教官展现才华的重要舞台;诗宴是文人表达尊师崇孔、以忠事君志向的场合;内论义是天皇参与释奠讲论的折衷方式。释奠是尊崇道统的表现,道统与治统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当皇权衰弱、大学寮衰败,释奠代表的道统也随之衰败。

奈良·平安前期日本与新罗使、渤海使之间的汉诗交流——从分韵诗到次韵诗

奈良、平安前期,日本在东亚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营着与新罗、渤海的外交关系。外交场合上,由于语言相异,除正式的汉文文书以外,汉诗也是重要的信息交流媒介。8世纪初,日本官吏在接待新罗使时使用的汉诗形式为分韵诗,而9世纪后叶与渤海使酬答时则采用次韵诗的形式。针对这一现象,可从当时中国汉诗文学的特征和日本外交史出发来探究其原因。分韵诗诞生于中国六朝宫廷文学,于初唐宫廷再次流行,其创作行为具有政治等级色彩。而8世纪初叶正是日本"小帝国"意识增强的时期,分韵诗的创作可谓体现了日本对新罗的宗主国意识。另外,次韵诗由中唐白居易文学集团兴起,以切磋诗技、增进友情为目的,诗人间的关系较为平等。日本与渤海自8世纪后半期起建立了主要以和平通商为目的的外交关系,使用次韵诗与渤海使唱和深受这一政治背景的影响。此外,日本政府采用当时中国流行的诗歌形式,其目的还在于彰显本国文化的发达程度。

日本平安初期汉文《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九首初探

辑录于天皇敕撰之《经国集》的《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九首,是平安初期九位日本皇室贵族"同题共作"的汉文佳作。这组作品全面模仿、借鉴汉唐"悲秋"主题的诗赋,以西晋夏侯湛《秋可哀》为直接范本。其篇章结构、语词意象大抵模拟夏侯湛原作等传统诗赋,但增加了五、七言诗体和骚体的"兮"字句等多种句式,形成一种句法参差灵活、音韵流转优美的特殊品格。《赋秋可哀》九首继承了汉唐"悲秋"诗赋写景抒情、借物表哀的传统手法,抒写相对单一的时光消逝之哀,几乎没有怀才不遇、叹逝悼亡等社会性情感,亦无痛苦、焦灼、愤懑等趋于激烈的情绪,哀而不伤、悲而不痛,表现出深情哀婉而又平淡冲和的风格。这既是中华汉唐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也是日本早期"物哀"美学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