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协同发展模式及效能类型探究——基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协同理论的分析框架,在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改进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关系协同、地位协同和圈层协同的视角对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与国家中心城市效能类型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竞合力、主导力和聚合力共同构成城市群人口高效协同的三维支撑体系。非中心城市的竞合力是城市群提升人口潜力的关键。尽管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人口系统从旧结构向新结构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对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引力作用相对更强,非中心城市对城市群活力的影响值得重视。中心城市的主导力是城市群实现人口跃迁的关键。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集聚作用突出且呈现持续增强态势,在从弱主导走向强主导的演化过程中,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是其重要支撑。城市网络的聚合力是城市群优化人口格局的关键。在与城市群其他城市之间的圈层关系中,国家中心城市保持较高的子群内部密度、形成稳定的凝聚态势是城市群辐射能力的重要体现。基于“三力”研究,建议“任务面向型”城市积极引导产业和人口有序分流、避免人口过度集中,提升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同效能;“成长面向型”城市加快培育非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提升城市群整体的伺服效能;“关系面向型”城市加强与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改善城市群整体的自组织机制效能。

创新驱动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U”型调节效应

选取国家中心城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创新驱动转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创新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创新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创新驱动效果更佳,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更强。据此,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因城施策、因时施策、因业施策”的组合发展策略体系。

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来自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其创新引领作用将为企业合作创新搭建良好平台。以实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显著提高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同一学科内的企业异地合作创新影响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区域产业分工、增强经济关联等渠道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效应影响范围有限,但企业合作创新的质量较高,创新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有效利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促进城市间企业合作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农产品物流韧性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为提高农产品物流抵抗不确定风险的能力,从茁壮力、稳定力和再造力三个维度构建农产品物流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国家中心城市农产品物流韧性进行测算分析,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制约农产品物流韧性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农产品物流韧性在2010—2022年间由0.1482提升至0.3345,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中首批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农产品物流韧性普遍高于第二批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农产品物流系统韧性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再造力子系统增长速率最快;对比各国家中心城市的子系统障碍度,其中稳定力子系统的障碍度最大,其年均障碍度超过50%。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农产品货运周转量、物流科研支出、物流企业数、农产品货运量和农产品物流总额等关键因子对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农产品物流韧性影响最大。因此,提出三点提升策略:一是补齐城市短板,推进农产品物流韧性协调发展;二是多渠道融合发展,提升农产品物流稳定力;三是清除约束障碍,助推农产品物流韧性。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韧性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以9个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生态、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五个层面选取20个指标构建城市综合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方差分解法和障碍因子诊断法对2008-2020年9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韧性、分项韧性和阻碍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9个国家中心城市综合韧性在2008-2020年呈上升趋势,整体形势较好;各中心城市综合韧性、分项韧性的排名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西安是经济韧性和技术创新韧性对综合韧性的贡献最大,而郑州、武汉、重庆和成都是社会韧性对综合韧性的贡献最大。此外,从障碍度角度看,生态系统是未来一段时期内阻碍各中心城市韧性增强的首要障碍系统,细化到具体指标,医院、卫生院个数和科学技术支出是绝大多数城市的主要障碍因子。未来,各中心城市应根据发展阶段着力补齐短板,从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大科学技术投入等方面增强城市综合韧性,推动中心城市整体实力提升。

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来自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研究

环境污染严重与城市化滞后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集聚与配置资源的最大区域性载体——国家中心城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运用双重差分策略系统考察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显著增加了经济集聚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发展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PM 2.5浓度,从而改善了环境质量。另外,城市发展政策对长江三角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非国家中心城市具有经济促增与污染减排的辐射带动作用,但是对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溢出效应较小。机制分析表明,以人口与产业集聚表征的规模效应、以产业结构衡量的结构效应、以污染排放强度代表的技术效应是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所在。因此,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发挥了经济绿色转型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应当持续推动经济促增与污染减排的绿色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应急物流能力组态影响路径

为探寻提高国家中心城市应急物流能力的路径,基于上海、北京、西安等1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相关数据,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整体角度挖掘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内在机制及互动关系。首先,从基础保障、组织管理、信息技术3个层面,选择运输能力、应急资源储备量、政府协调能力、应急资源筹集能力、信息共享能力、信息预警与监测能力等6个指标作为前因条件变量;在变量校准的基础上,先后进行必要性分析及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没有一个条件的一致性为1,6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0.9;6个前因条件共构成64条组态,影响国家中心城市强应急物流能力的组态路径共有5条,一致性均大于0.95,总体覆盖度为0.48;导致国家中心城市弱应急物流能力的组态路径共有3条,一致性均大于0.8,总体覆盖度为0.51。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国家中心城市创新能力测度与对策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测度并比较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对于提升创新示范效应、促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创新载体、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绩效、市场活跃程度5个维度构建异质性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定量实证评价,并给出了各国家中心城市单项、综合创新能力排序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创新能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各城市单项创新能力之中创新投入存在明显差距,且在创新绩效、市场活跃度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提出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家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溢出效应实证分析与对策建议

结合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研究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显著带动了周边非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有效溢出半径达700千米,最优溢出距离在500千米处,溢出效果呈倒U型趋势。由于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具有明显差异性,导致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不同,存在异质性。有效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非中心城市发展,北京、上海重点在于充分释放科技创新能量,广州、成都等关键在于与周边联动释放科技创新效应,郑州努力方向在于蓄积并提升创新势能。同时,显著扩大国家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空间溢出的规模效应,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家中心城市空间布局。

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分析

在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U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7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处理。为进一步探寻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非线性作用,研究进一步通过对政府战略规划引导及区域制度政策的交互效应模型、中心城市首位度分布识别以分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政府战略规划、区域制度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起到倒U型的作用。第二,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呈现出正U型的作用。第三,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出现会进一步促使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虽然行政分割并未影响到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城市群内部不同省域间城市的发展差距扩大。第四,我国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积极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中西部地区尚在培育、不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着力副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建设发展,推动地区形成梯度化的城市群结构体系。

标准引领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路径与发展建议

郑州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改革要求,以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统揽,推动标准化融入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为郑州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文总结了标准引领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路径,从提高综合经济竞争力、放大区位综合优势、提升开放发展水平、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等维度,分析了新形势下对郑州城市标准化工作提出的发展要求,给出了新时期郑州城市标准化工作的重点方向,并提出了郑州城市标准化工作的对策建议。

“标准郑州”建设研究

本文提出了“标准郑州”内涵,从标准化自身改革创新和标准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两方面提出“标准郑州”建设目标,结合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求,明确了“标准郑州”建设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标准郑州”建设的展望。

基于贝叶斯修正聚类的新设国家中心城市识别

在“十四五”时期,识别新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构建与城市群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格局,实现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的重要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国家中心城市识别方法,因此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中的27个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交通中心、贸易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信息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医疗中心等9个维度的发展能力,构建国家中心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在对各中心城市的9大发展能力及国家中心发展能力进行时空动态化评估的基础上,运用贝叶斯修正的特征提取的面板数据聚类方法识别出最具潜力发展成为新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既完善了国家中心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又改进了聚类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时空下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发展能力的空间格局十分相似,国家中心发展能力整体呈现国家级城市群中心城市强、地区级城市群中心城市弱的时空格局,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的发展均普遍落后于东部中心城市;长沙市和济南市被识别为最具备潜力成为新设国家中心城市,长沙市在金融、科技、交通、贸易和文化方面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济南市在科技、交通、贸易和文化方面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

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特征、发展指数与建设进路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关乎国家大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实践调研的基础上,阐释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内涵;梳理了国家中心城市在区位枢纽、综合服务、发展引擎、创新引领、开放包容、生态宜居、人文凝聚等方面的功能特征;构建了基于上述功能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指标及指数体系;搜集了9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指标数据,采用指标均值系数法测算了国家中心城市指数,并进行了相应的指数分析和路径探索。

国家中心城市高铁与旅游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本文针对国家中心城市,以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可达性系数来测度高铁交通可达性,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表征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高铁交通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程度。研究发现:其一,高铁交通可达性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征,中部城市的可达性水平高于南北部边缘城市;其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城市;其三,以北京、上海为主的“高可达性—高旅游经济水平”区域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以西安为代表的均衡发展区域的耦合协调程度一般,以郑州为代表的“高可达性—低旅游经济水平”区域的耦合协调程度很低。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进程、逻辑及经验

国家中心城市是在党的领导下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模式,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力量,体现了鲜明的党的领导特色与社会主义特色。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历经探索奠基、起步发展及深化转型三个阶段。回顾这一历程,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价值遵循、实践展开、认知行进和目标追求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演进逻辑,并在这一过程中凝练总结出诸多基本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强领导,牢牢锚定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深度解析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不断推动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创新,吸纳借鉴世界城市先进理念与有益做法。这些鲜活经验,为建设更高质量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了践履启示。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贸易功能及提升路径

贸易是城市的重要功能,更是中心城市的重要功能。交通发达和区位优越的中心城市需要选择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之路。郑州发展贸易的优越条件,展示了其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广阔前景。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贸易发展的功能效应是多方面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壮大城市经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形成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推进中原经济振兴和全国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目前在我国的国家中心城市中,郑州的贸易规模及与贸易相关的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贸易功能,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打造强大影响力的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增强支撑贸易发展的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加强贸易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基地建设,优化贸易经营主体发展的营商环境。

国家中心城市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城市智能化发展理念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且已成为研究城市问题的热点,许多城市的智能化建设已逐步付诸实践。然而,针对我国城市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基于城市类型的专项评价研究更少。城市规模、定位、特点和发展阶段不同,其智能化发展模式、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也会有所不同。在分析城市智能化发展要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心城市的特点和发展要求,提出包含城市智能发展支撑能力、智能发展现状水平和智能发展核心动力三大系统的国家中心城市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丰富城市智能化发展理论体系,提高城市智能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智能化建设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价与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层次分析法,从中心城市的四大功能和八大中心角度出发,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六大中心城市———武汉、杭州、青岛、成都、沈阳、南京进行了综合评价。通过计算六大中心城市的各项得分和排名,得出结论:武汉的国家中心城市指数得分最高,城市综合实力最强,具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势与潜力;其它5个城市的优劣势各有不同,其中杭州相对领先,成都和南京居中,青岛和沈阳相对落后。最后,根据评价结果,结合武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提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对策及思路。

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及竞争力的时空演变

国家中心城市既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又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通过建立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4个时间断面(1992年、1998年、2006年、2010年)对12个中心城市进行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和排序,并运用空间表达和空间插值的方法研究了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时空演变情况。根据评价的结果,揭示了12个中心城市竞争力的总体演变、主成分演变与影响因素演变的特征和规律;通过分析4个时间断面上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等级分布图与空间插值效果图,揭示了12个中心城市竞争力的空间演变特征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