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协同发展模式及效能类型探究——基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协同理论的分析框架,在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改进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关系协同、地位协同和圈层协同的视角对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与国家中心城市效能类型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竞合力、主导力和聚合力共同构成城市群人口高效协同的三维支撑体系。非中心城市的竞合力是城市群提升人口潜力的关键。尽管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人口系统从旧结构向新结构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对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引力作用相对更强,非中心城市对城市群活力的影响值得重视。中心城市的主导力是城市群实现人口跃迁的关键。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集聚作用突出且呈现持续增强态势,在从弱主导走向强主导的演化过程中,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是其重要支撑。城市网络的聚合力是城市群优化人口格局的关键。在与城市群其他城市之间的圈层关系中,国家中心城市保持较高的子群内部密度、形成稳定的凝聚态势是城市群辐射能力的重要体现。基于“三力”研究,建议“任务面向型”城市积极引导产业和人口有序分流、避免人口过度集中,提升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同效能;“成长面向型”城市加快培育非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提升城市群整体的伺服效能;“关系面向型”城市加强与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改善城市群整体的自组织机制效能。

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动因研究

为科学把握城市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实现交通运输业可持续发展,基于2011—2020年我国9个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碳排放数据,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GB-US-Super-SBM模型)并测算交通碳排放效率,利用修改的引力模型建立空间关联网络,在此基础上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厘清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动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9个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碳排放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城市间存在较大差距。2)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网络结构形态,并逐渐形成了天津、西安、郑州等多个网络中心;空间网络关联性以2017年为节点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天津、西安、郑州等城市发挥着“桥梁”和“中介”作用,对空间网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城镇化水平差异、节能技术水平差异和空间邻接关系等因素在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中发挥显著作用,其中空间邻接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最显著。

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借助2011—2021年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剖析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查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9大中心城市平均韧性呈持续增长态势,但韧性绝对值相对偏小;各中心城市相关影响因素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差异化明显,且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说明本地区域和邻近区域相关因素对城市韧性发展均产生影响。因此,各中心城市应立足区位特征,从优化政府职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等方面增强城市韧性,推动国家中心城市整体实力跃升。

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来自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其创新引领作用将为企业合作创新搭建良好平台。以实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显著提高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同一学科内的企业异地合作创新影响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区域产业分工、增强经济关联等渠道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效应影响范围有限,但企业合作创新的质量较高,创新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有效利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促进城市间企业合作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U”型调节效应

选取国家中心城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创新驱动转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创新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创新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创新驱动效果更佳,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更强。据此,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因城施策、因时施策、因业施策”的组合发展策略体系。

国家中心城市农产品物流韧性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为提高农产品物流抵抗不确定风险的能力,从茁壮力、稳定力和再造力三个维度构建农产品物流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国家中心城市农产品物流韧性进行测算分析,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制约农产品物流韧性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农产品物流韧性在2010—2022年间由0.1482提升至0.3345,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中首批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农产品物流韧性普遍高于第二批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农产品物流系统韧性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再造力子系统增长速率最快;对比各国家中心城市的子系统障碍度,其中稳定力子系统的障碍度最大,其年均障碍度超过50%。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农产品货运周转量、物流科研支出、物流企业数、农产品货运量和农产品物流总额等关键因子对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农产品物流韧性影响最大。因此,提出三点提升策略:一是补齐城市短板,推进农产品物流韧性协调发展;二是多渠道融合发展,提升农产品物流稳定力;三是清除约束障碍,助推农产品物流韧性。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减霾效应评估——来自19个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国家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2003—2019年19个城市群2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群雾霾污染,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中西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大城市的减霾效应更为明显;影响机制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加快城市群功能分工间接降低PM2.5污染水平;此外,城市群一体化和城市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减霾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质量更有助于缓解城市群雾霾污染。基于上述研究,应积极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努力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持续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国家中心城市高水平对外开放评价与推进策略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国家中心城市开放发展引领的基本要义,对外开放引领的核心要素是高水平的开放平台载体、对外开放通道、经贸人文合作、开放政策环境有机统一。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高水平对外开放评价的四大类、34项具体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测算各评价指标权重和评价指数。实证分析发现:对外开放水平上,上海、北京具有明显优势,广州、天津有一定优势,其他国家中心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短板;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城市在多数指标对比上领先,整体上呈现出“东部强于中部和西部、沿海强于内陆”的对外开放区域特征。基于此,要构建区域协调性的对外开放城市格局,加快优化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载体、通道功能、经贸合作、政策环境。

典型缺水地区国家中心城市供水方案——以郑州市为例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控制性要素,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直接决定城市的发展空间和建设效果。从郑州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任务出发,全面梳理郑州市作为典型缺水地区国家中心城市所面临的主要水问题,通过构建多水源联合配置模型,提出不同阶段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作为主力供水水源向郑州市增加供水方案,并分析方案效果、存在问题和相应措施建议。研究可为构建缺水地区国家中心城市供水保障体系提供参考。

我国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水平比较评价与优化路径

本文基于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中心城市开放合作平台、经贸交流合作、国际软实力等国际化特点,从开放载体、开放通道、对外经贸人文合作、国际化政策环境等四大类指标,构建城市国际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后疫情时期国际经济社会交流合作尚处于恢复期,我国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水平明显分化,北京、上海等城市多数国际化指标领先;广州、重庆、成都、天津等城市部分国际化指标有一定优势;武汉、西安、郑州等城市多数国际化指标有一定劣势。根据对比结果,提出五个方面的国际化提升对策:明晰城市国际化功能定位,优化提升开放载体功能,提升国际开放通道功能,建设国际化现代产业功能体系,持续增强城市国际化软实力。

近代边疆地区的城市变迁与国家建设——以西双版纳景洪为例

外在形制不突出的景洪作为西双版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当地贵族与平民二分的社会结构、居住格局和婚姻形式,以及土地公有,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相互契合。民国时期西双版纳土流并置的政治格局催生了景洪新旧两城并存的城市建设样态。政治体系改革的不彻底直接影响了国家建设的效果,进而导致景洪新旧两城转型与建设双输的格局。清末至民国景洪城形制与转型的历程,不仅为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思路,也为理解政治体系转型背景下国家建设与城市发展提供了帮助。

国家中心城市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城市智能化发展理念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且已成为研究城市问题的热点,许多城市的智能化建设已逐步付诸实践。然而,针对我国城市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基于城市类型的专项评价研究更少。城市规模、定位、特点和发展阶段不同,其智能化发展模式、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也会有所不同。在分析城市智能化发展要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心城市的特点和发展要求,提出包含城市智能发展支撑能力、智能发展现状水平和智能发展核心动力三大系统的国家中心城市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丰富城市智能化发展理论体系,提高城市智能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智能化建设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价与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层次分析法,从中心城市的四大功能和八大中心角度出发,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六大中心城市———武汉、杭州、青岛、成都、沈阳、南京进行了综合评价。通过计算六大中心城市的各项得分和排名,得出结论:武汉的国家中心城市指数得分最高,城市综合实力最强,具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势与潜力;其它5个城市的优劣势各有不同,其中杭州相对领先,成都和南京居中,青岛和沈阳相对落后。最后,根据评价结果,结合武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提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对策及思路。

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及竞争力的时空演变

国家中心城市既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又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通过建立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4个时间断面(1992年、1998年、2006年、2010年)对12个中心城市进行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和排序,并运用空间表达和空间插值的方法研究了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时空演变情况。根据评价的结果,揭示了12个中心城市竞争力的总体演变、主成分演变与影响因素演变的特征和规律;通过分析4个时间断面上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等级分布图与空间插值效果图,揭示了12个中心城市竞争力的空间演变特征和规律。

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分析与评价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开始显现,城市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中心城市开始逐渐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而这种带动作用则源于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为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中心,是建立国际经济联系的纽带,也代表着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对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我国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统计数据

金融集聚是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选择我国九大国家中心城市2003-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区位熵方法测算了九个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对于城镇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考察期内,各个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均呈现上升的态势,北京、上海的金融集聚水平位居前列,武汉、西安较低。第二,整体来看,金融集聚可对城镇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北京和上海的金融集聚对于城镇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其余七个城市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金融集聚对城镇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可对城镇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超过门槛值后,金融集聚对城镇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再显著。最后文章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重庆主城区功能疏解规划策略

功能疏解与城市功能迭代相伴相生。东京、首尔、北京和上海等世界超大城市纷纷经历过功能疏解的历程,为城市功能更新提供普适性的经验和原则。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为更好地承担国家使命和区域责任,必须思考如何实现城市功能最优化、空间效率最大化,因此疏解与城市定位不相匹配的功能不可避免,延伸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设施也非常必要。文章研究了世界其他超大城市功能疏解的经验和做法,以重庆为案例,分析了快速发展中的特大城市如何有效推进功能疏解,提出了新旧同步、疏聚同步、职住同步的三个基本原则,立足"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确定四类疏解对象,并提出疏解、延伸、互换、转型四种方式及具体的实施措施。

“十四运”对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及形象塑造的促进作用及实践路径

对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发展程度和"十四运"在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及城市形象塑立中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筹备和举办"十四运"能够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西安加速城市建设的契机。借助国家"十四五"规划全面开启新征程的机遇,在保障"十四运"赛事稳步开展的基础上扩大赛事的后续效应,带动西安体育事业腾飞,推进城市基础资源的良性调整、塑立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形象,为打造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的国家中心城市助力。

基于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的广州核心职能研究

广州是经济总量全国第三大的城市,从城市职能看也体现了较强的自身特点,在全国城市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历史视角对广州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分析,运用统计分析和GIS技术,对广州的区域辐射范围进行研究,以2000-2005年全国城市统计资料为基准,探讨不同区域层面上的城市核心职能。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务院发布的《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构建广州的核心职能体系。

国家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基于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及相关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经济数据,从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产出及生态效益层面构建了评价指标;运用组合赋权法及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2006—2016年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分值进行计算;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土地集约利用障碍度因子进行诊断。结果显示:(1)2006—2016年间上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始终保持高度集约状态。天津、武汉始终保持中度集约状态;北京、广州、成都、郑州、重庆变化较大,北京、广州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中度集约上升到高度集约,成都、郑州由低度集约转化成中度集约,重庆由粗放利用转化为低度集约。(2)影响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准则层主要障碍因子为土地利用程度及土地产出,说明我国中心城市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无法满足可持续用地需求;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地均GDP、人均绿地面积及建成区路网密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