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新风”开辟“绿洲”——论郑伯奇抗战胜利前后在西安的文艺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郑伯奇始终坚持“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方向,辗转上海、西安、成都和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文章以抗战后期郑伯奇在故乡西安的主要文艺活动为主线,以他所创办“新风文艺社”和《高原》《雍华》两个文艺刊物的历史事实为切入点,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析,探究其史实,并彰显其在西安和西北抗战史上,乃至整个新文艺运动史上的价值和贡献。

《商人救国》对商界的抗日救国宣传——兼论上海商人救国协会的性质

1932年成立的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并非论者所说之典型假托商人名义的团体,而是具有宽泛意义的商办爱国团体。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该团体围绕抗日救国宗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并创办会刊《商人救国》,广为宣传国难中商人的使命与责任,以及商人救国的途径。会刊《商人救国》改名为《商人公论》后仍号召商人坚持抵制日货,振兴国货,而且更加关心政治问题,甚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挥了“商人喉舌”的积极作用。

全面抗战前的报刊舆论动员——以《大众生活》周刊为例

《大众生活》周刊由著名报人邹韬奋1935年创办于上海。由于其抗日救亡的主题、内容的通俗性、直观的图片等特点,对当时抗日救亡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可以使我们很好地认识这一时期的报刊这一现代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与山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由此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山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发展,直接推翻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迫使阎锡山组织和利用群众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救国与娱乐:抗战时期成都戏曲行业面临的舆论压力及其应对

抗战爆发后,戏曲作为成都大众主要娱乐方式,面临着地方报纸以"救国"为名义的强烈批评,戏院被建构成一种与"救国"话语相对立的形象。在"救国"话语的压力下,成都的戏曲行业一方面以演出"抗敌"戏曲来遮蔽其"娱乐"性质,另一方面则以参与募捐来化解"救国"与"娱乐"的对立。然而,戏曲行业的相关努力,无法扭转大众娱乐在社会舆论中的不利处境。以"救国"的名义,大众娱乐被改变了,但这种改变终究有一定限度。因为传统戏曲为大众提供娱乐休闲的基本作用一旦消失,传统戏曲的生存必将面临危机。

寓教于展: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教育馆的救国展览

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教育馆通过举办一系列以抗日救国为核心主题的展览,透过展览中“国家”的视觉呈现,以唤起民众国家意识。民众教育馆举办国货展览会的重点是“宣传”而非“销售”,通过“展示”国货,加之讲演和文字宣传的配合,传递出强烈的“国”之观念,使民众认识到国货与救国之间的关系;民众教育馆的史地文物展览在参观民众中灌输了一定的史地文物常识,使民众藉由本国史地文物展览唤起历史记忆、强化国家认同,体察到史地文物与国家民族历史及现实的关系。这些展览凸显了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基调,对塑造民众国家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抗战时期新四军摄影宣传活动述论

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为了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新闻纪实照片。这些照片对记录抗战时期新四军的战斗和日常生活、训练状态,唤醒民众的抗日斗志,传播抗日精神,同时鼓舞人们积极抵抗日军侵略具有重要意义。

“国难期中学校应有的觉悟”——《厦大周刊》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激愤,远在东南的私立厦门大学师生与社会各界一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们借助校园刊物发表救国言论。言论一方面围绕国难的性质、根源和对策,另一方面强调民族危亡之时,教育应当根据战时国家的急迫需要做出调适,并提出青年学生所应担负的责任。《厦大周刊》虽仅为一份校园刊物,但在民族救亡时为学人提供了一个言论表达、国是讨论的有效途径,也为学生救国行为提供了导引。以《厦大周刊》作为切入点,可以系统细致地考察国难发生后校园师生和校方的态度、诉求及思想动态,显现国难之下学人血性与理性救国并存的特点,也显示出近代民族主义教育已发展成地不分南北、学不分公私的普遍形态,预示着全民抗战形势的形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政策的实施与改进

为了达到粮税收入目标与实现公粮负担相对公平、缓和社会矛盾与维护统一战线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出台实施救国公粮政策之后,又对其不断地进行了调整与改进。纵观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政策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7—1938年,中共初步实施救国公粮政策,征收方式以政治动员、自愿报缴为主,在此过程中犯了“平均摊派”的右倾错误;1939—1940年,中共对救国公粮政策进行了初步调整,征粮重心向富户转移,这一时期出现了加征大户的“左”的倾向;1941年之后,中共深化改进救国公粮政策,开展征粮调查、引入民主评议,由此实现了累进征收与民主评议的有效结合并推动了边区各阶层人民合理负担。救国公粮政策的出台、实施与改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同时也内在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近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以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为中心

通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一书的文本内容,分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的时代背景、具体过程和卓越成效。以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的历史践行为中心,解读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爱国者群体形象。回族知识分子在这一特定时代的救国实践,不仅加深了回族爱国主义的历史积淀,也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