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翻译实践伦理探究

作为国家行为之一的国家翻译实践具有独特的伦理表现,既有对当下热议的忠实、差异、合作等翻译伦理关系的遵循,又有突破和发展。在国家翻译实践各主体的伦理关系中,爱国的伦理诉求是根本的,具有导向性,在爱国的伦理诉求下才会衍生出对他国"双重标准"的差异伦理及其内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纵向来看,国家翻译实践的名义主体国家、组织主体国家级翻译机构、行为主体制度化翻译群落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其自身层次性和不同特点。

健身走发展历史的考证及健身功能探析

利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健身走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并对健身走的优点和健身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以期结合现代人的运动方式和生活习惯,探寻全民健身的最佳途径。

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集国家战略规划、国家形象树立和国家利益维护于一体的自发、自主、自利的国家翻译行为,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层次性和巨量性客观要求国家翻译实践采取综合集成的翻译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专家体系。译者群体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专家体系的主导,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建设规划和角色划分,对译者群的不良思维模式加以预防及纠正,实现译者群体之间的有效交互与合作。这单靠本土译家是无法实现的,即本土译家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劣势。与之相反,外来译家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身份可以很好的弥补本土译家的不足,完善国家翻译实践的专家体系建设。这说明外来译家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必要性。

基于ANT视角的国家科技计划课题制实施过程研究

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对国家科技计划课题制实施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课题制的实施是受一定制度和环境条件限制的,课题的执行者处于课题制行动者网络的核心地位。构建行动者网络能够解决在课题制实施过程中,由于课题制行为主体为了自身利益最优而有损课题整体实施效果的矛盾。

《金瓶梅》对照版分层现象探究——兼评《大中华文库》

"分层"常见于双语对照出版物,指出于编辑出版方面的原因或目的,在排版上呈现两种语言的文本不完全对应,导致文本完整性被破坏的现象。本文在考察《金瓶梅》外译史基础上,重点分析《大中华文库》所选《金瓶梅》对照版的分层现象,兼评《大中华文库》存在的分层现象,从国家翻译实践高度对贯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双语对照翻译出版提出建议。

法律译者“共同起草人”身份探究

法律翻译本身具有国家实践性质,国际商务法律文本制定呈现国际化趋势,法律术语翻译多有不对等现象,这些都对法律译者主体的身份提出新的要求。商务法律译者"共同起草人"(co-drafter)身份定位具有合理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英译本中的"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置留权"的误译,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译者认识自身作为法律"共同起草人"的必要性。

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概念及其英译探究

国家翻译实践论,作为具有"中国学派"的翻译思想,旨在解释集国家行为、话语实践、传播行为于一体的翻译实践活动。围绕国家翻译实践的相关研究,为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须从基础术语建设做起。本文解析"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中"国家"的内涵,并比照分析不同英文译法之得失,提出从能指到内涵都匹配的英语译法,以促进"国家翻译实践"术语走进国际学术视野。

创意写作在中国接受与传播的历史考析(1959—2009)

以学科史的研究视野,从概念的译介、研究和教学实践以及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从195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十年我国对美国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的接受和传播情况。从1959年起,台湾的作家已经接受了美国Creative Writing的学科训练;1970年代起,Creative Writing已经被翻译为"创造性写作",进入1990年代后翻译为"创意写作"的趋势逐渐增多;从1980年代中后期起,大陆学者受各种思想的启迪,开始研究本土化的创造写作学,而我国台湾、香港的基础和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在开展创意写作的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在安格尔和聂华苓的主持下,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国际写作计划"深刻影响了两岸三地的作家,并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创办作家班以灵感和启迪。对Creative Writing接受谱系和传播过程的历史分析,实际上修正了相关学者认为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引介元年为2004年或2009年的说法。

略论“国培计划”与广西农村初中历史教师培训的衔接问题——以“国培计划”中小学教师培训团队置换脱产研修项目(初中历史与社会)为例

"国培计划"中小学教师培训团队置换脱产研修项目与一般骨干教师培训、青年教师培训项目不同,目标是使受训者将来成为当地农村教师培训的"种子"教师,要根据打造一支"用得上、干得好"的乡村教师培训团队的目标定位,重点提升参训学员的培训能力,使其胜任送教下乡培训、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教师工作坊研修的培训任务。在培训内容、方式、时间等方面都有其明显的特点。因此要创新培训理念,重新设计培训方案,构建既符合国培目标导向又切合农村初中教师实际的培训体系。应从"供给"的角度进行改革,特别要注意"国培计划"与广西偏远地区农村学校实际相衔接,既不忽视受训者需求,也不迷失国培计划的初心和主要目标。

彝族翻译史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民族翻译史是我国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分析了当前民族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认为一部民族翻译史的书写应该与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从专门研究特定民族社会、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出发,构思一部彝族翻译史,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译史研究,而且是对民族译史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国家机构法治话语译出的制度建设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译出,需要权力机构以国家名义赋权,具备国家翻译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国家翻译实践要体现出国家的权威性,就需要制度规范,形成标准。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研究视角,通过文献归纳和梳理,发现国家机构法治话语译出在制度建设上有待完善。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制度化建设的路径:宏观层面上,健全翻译制度化管理;中观层面上,完善翻译人才培养和译本发布机制;微观层面上,建立中外合作的翻译行为机制。通过对翻译制度建设的探讨,从理论上拓宽法治话语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从实践上规范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国家翻译实践活动。

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法律翻译

作为一种国家翻译实践,法律翻译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历程。法律翻译因为其专业性、跨学科性、社会建构性等特质,具备特殊性的一面。法律本身具有国家属性,法律翻译作为国家翻译实践有其独立的结构体系,可以从翻译主导、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类型、翻译价值等诸多方面来建构。从民族性和国家性对法律翻译的认识和研究,可将法律翻译研究从微观层面,向外部的关系网勾连,站在国家翻译实践的高度加以审视,体现出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这对重新认识、规划、组织和实施法律翻译都很有价值和意义。

翻译与治理:中共八大翻译机制探析

国家层面的翻译作为国家对内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必要机制之一,是塑造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话语形式和实践手段。因中国共产党参与世界社会主义治理的意图和新中国建设的政治任务要求而召开的中共八大设立了国内/际语际型翻译机制,成功履行其历史使命。本文透过八大筹备过程,探讨八大翻译机制。研究发现,八大翻译建构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处→译者”三级组织架构和“高位规划和指导、中位实施和管理、低位执行和操作”的运行机制,并形成主体协作机制和“高度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伦理规范机制作为翻译的运行保障。从政治议题、会议规格和翻译机制来看,八大翻译是国家翻译在党代会的实践创新,开创了党代会设立国家翻译实践机制的新模式。

中国现代悲剧观的生成与国族话语重构——一个概念翻译史视角

“悲剧”一词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译介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文学层面,其被新知识群体广泛应用于多维度的思想观念碰撞与争斗的场域。这一概念的发展流变亦成为一个涵盖不同知识领域的多重话语实践,不仅使中国文学参与到世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也立体式呈现了现代中国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多重困境与寻求出路的尝试。将“悲剧”概念从被动西化转向自觉本土化这一通变历程置于概念翻译史的研究视野之下,可在概念翻译的历史性中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进而发掘“悲剧”这一外来概念如何经历诸种“误读”与“变异”才最终完全融入中国本土语境,成为现代中国文化重塑与民族认同重建的重要精神力量。

国家翻译实践论视域下的隐喻英译管窥

国家翻译实践论是中国学者开创的新时代译学理论。国家话语翻译作为一种自利性国家行为牵涉多重国家关切。隐喻强大的认知功能使其成为国家话语常用方式和国家话语翻译重点;隐喻丰富的联想意义同时构成了国家话语翻译的难点。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样本,在国家翻译实践论指导下探究国家话语隐喻翻译,以踵事增华,为国家翻译能力建构添砖加瓦。

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我国古代科技翻译实践探赜--以官方翻译机构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烜赫于世,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卓越贡献。在我国一千多年围绕科技维度开展的翻译活动中,以官方及代表官方的机构或个人形式开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叠见层出,在中国古代对外科技知识文化交流和对内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理路视域,我国古代科技翻译活动为稽考主线,官方翻译机构为描写对象,中外间知识互译互鉴为伏观脉络,来洞视和探源我国古代国家科技翻译实践的史实及影响,以期丰富中国科技翻译史、国家翻译实践史的书写体例及视角。同时,洞古鉴今,取法成事,为当下国家翻译能力及其细分领域中的国家科技翻译能力构建提供个案启示和历史经验参考。

翻译人才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创新模式探索

本文介绍了大连外国语大学翻译专业将学科教学与跨学科教学融合,把翻译与国际传播作为人才培养方向的新模式。课程设置展现跨学科特点、课程教学融合信息技术、课程评价着重案例项目。创新模式结合翻译人才及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求,以便更好地发挥翻译作为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历史探赜——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

晚明的科技翻译是我国系统地翻译西方科技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西学翻译高潮。以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为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来审视其科技翻译实践。晚明时期,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外部科技的发展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产生的两大背景。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和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保障了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得以实施。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特征,这一翻译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家的振兴与发展。本文通过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的历史探赜,探究与阐释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特征、核心内容和重要历史意义。

新知·国故·教科·译名——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的编译实践及优良举措考察

国立编译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官办编译机构,在民国社会有较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本文通过爬梳一手档案材料,详细梳理了国立编译馆在统一学术名词、翻译西洋名著、编审教科书、整理和译介中国经典四个方面的实践和成果。作为官办机构的国立编译馆推出了一些重要举措:1.制度化的编译实践满足了国家治理的需求;2.集约型的智力配备充分整合了国内文化资源;3.“编-译-审”一体化,在互动和“接力”中共享项目成果;4.兼顾学习新知和发扬国故,坚持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国立编译馆的实践活动在中国的翻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推动了民国社会的文化重建工作,对当代翻译与出版机构的运作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国家翻译”与“国家翻译实践”辨析

在新时期,“国家翻译”“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实践论”以及“国家翻译学”等译学概念的提出非常具有原创性,体现了中国翻译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积极回应。然而,对于还在发展之中的理论,仍需进一步完善,厘清一些问题。本研究从赞助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视角,厘清新兴的译学概念之间的关系,对其区别性特征进行辨析,建构国家翻译体系,以期有利于后续翻译研究、翻译实践以及翻译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