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明代大理地区儒学发展对白族华夏化的影响

明代大理地区儒学发展推动了白族的华夏化进程,反映了边地的华夷一体。大理白族的华夏化主要通过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两个方面得以实现。自我向化华夏化是白族的主动接受、认同儒家文化的结果,反映了白族内部的自觉。他者形塑华夏化主要在他者刻化下的华夏化,体现了白族外部上的影响。大理儒学发展及白族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华夏化,反映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融合。

明清西南山区聚落分布的族群特点与水田开发——以云南顺宁县为例

明清是西南山区国家力量推进的重要时期,中央在山区一带改土归流、编排里甲,地方聚居族群逐渐成为了国家的“编户齐民”。同时,随着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山区族群分布呈现多样化,改变了聚落的族群特点。从对云南顺宁一带明清时期形成聚落空间分布来看,国家力量介入引发的族群特点变迁推动了聚落成型和山区水田开发。这一时期,与山区聚居族群生计相契合的梯田式水田开发出现了新的农作技艺,改良了族群的生计方式,适应了地方生态,促成了国家力量在边区山区的深入程度。

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明代丽江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关系研究

有明一代,丽江磨些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之间结成了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洪武年间,阿甲阿得倾心归附,朱元璋赐以木姓,授世袭土知府职,委其镇守滇西北、屏藩藏区的重任,开创了两者之间良好的君臣关系。木氏与明王朝之间良好的君臣关系,反映了中央王朝对磨些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和影响力,体现了磨些氏族对统一王朝的归属认同感和向心力。

明代广西壮族土司土兵“供征调”及其社会影响述论

土司制度下的土兵是封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代封建中央王朝频繁征调广西壮族土司土兵从事各种军事活动,一方面对加强边疆防卫、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广西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广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导致社会混乱、民众生活更加困苦以及土司土兵征戍制度的变更。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

卫所是明代在川西北统治体系的重要军事依托。在以安抚为主的治边政策影响和文官系统层层监管下,卫所成为明代川西北边政的主要执行机构之一。除肩负军事防御职责外,卫所同时兼管与藏羌事务相关的具体行政职权,无形中拓展、加深了卫所与川西北边地社会之间的接触广度和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卫所粮饷等物资供给问题,明代官方举措和卫所戍军自发性的谋生活动,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川西北戍军与藏羌民族之间的族际互动。

国内成熟文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用:明代清水江文书契纸样式简论——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一

尽管清水江文书已有50万件的估计,但已探明的明代文书只有13件,且地域只是下游地区的三穗、天柱、锦屏3县。然而13件文书遗存却是该地区弥足珍贵的文物,又给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明王朝时期苗侗民族经济社会史提供了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在对文书契式的书写格式研究可以确认几点认识,第一,明代清水江流域有成熟的契约文书;第二,明代清水江流域契纸是徽州契约的移用;第三,明代契纸是清代契约的模版;最后,作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纳入国家行政区域是文书流行的成因。

明清西南地区彝族服饰文化地理研究

彝族服饰文化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彝族服饰与之相适应。明代中国西南地区彝族先民罗罗服饰的共同特征:男子椎髻,摘髯,带竹笠,着短衣,披毡,跣足或着履。女子发式和头饰复杂,披毡,衣黑,着短衣,着长裙或齐膝裙,带耳饰。清代中国西南地区彝族服饰的总特征:男子椎髻,剃须缠头,披毡戴笠,短衣。女子短衣配百褶长裙或短裙(根据社会等级),服色尚青。山区或交通闭塞之处彝族多继承传统服饰特征,坝区或交通方便之处因民族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而产生变异。

明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历史信息——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二

清水江文书可以弥补目前缺少明代文献见证清水江历史的缺憾。文书中的地名是明代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地理重要信息库,可分析了解清水江流域的沿革地理、政治与民族地理;文书又提供了许多苗侗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细节,并显示出其复杂生活方式,如土司属民、卫(所)屯军和国家编户民居民混杂相处;文书所涉及事务显示出的调解方式也相对复杂。文书反映出清水江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特别的二元社会。

明代土家族土兵抗倭的缘起、进程与取胜原因

因明代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劫掠、破坏社会生产的严峻形势,土家族土兵毅然地参加了抗倭战争。土家族土兵在三年多的抗倭战争中,或与广西俍兵共同抗倭,或独立地参加抗倭,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争的正义性、严格的纪律性、战术的精湛性和器械的独特性,无疑是土家族土兵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试论明清时期云南的书院教育

明清时期,云南经济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由于明清统治者的重视和积极经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书院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明末,云南全省已有书院65所,但主要集中在腹里发达地区。至清朝后,书院的设置几乎遍布云南各县,在空间的分布上与明代相比有较大的拓展。从总体上来看,明清时期云南书院的分布的不平衡性特征突出,折射出地方经济社会基础与文化教育的内在密切关系。书院教育的发展,传播了内地儒家文化,增强了云南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对边疆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的怒族社会

明清时期为怒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却因资料匮乏而使研究的深入难度增加。在挖掘、耙梳史料的基础上,对此期间怒族的族名与分布、经济生活及民族关系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探讨。

明中期白族的文学交往及成因

明中期的嘉靖至万历初年是白族文学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通过对这一时期白族代表文士杨士云、李元阳、杨南金、樊相、董难、吴尧献、吴懋等交往对象的考析,可以看出这一文学交往高峰的成因。就宏观而言,这一文学交往高峰与明廷的文化战略以及在西南边地积极推行设学、科举和派遣流官等文化、政治制度有深刻联系;就微观而言,与白族文士群体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积极的交往态度有直接关系。白族的文学交往及成果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学、西南地区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成为明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历史缩影。

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依省划分是民族划分中常见的一种方式。民族行省划分,发端于明清之前的民族政区划分。明清时期,在许多史籍中频频出现按行省划分民族的方式,西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族行省划分思想在当时盛行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划分方式。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的产生和盛行,既是对民族政区划分的沿袭,更和当时实行的行省制和土司制有关。此种划分方式易被人们所接受,因而民族行省划分的思想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从金石文契看明代大理白族地区民事法制状况

本文试从金石文契中反映出来的材料复原明代大理白族地区的民事法制状况,包括民事关系主体、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文化教育等方面。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明代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关系论析

明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民族的交往十分活跃,民族融合日益加深,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明代岭南民族融合关系具有普遍性与不平衡性,双向性与延续性等特点,并最后推动了岭南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与进步。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两种制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又逐步走向融合,趋向大同,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执行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后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固有机制两种执行程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国家执行程序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要求,而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纠纷解决后的执行又必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对外来机制的执行会进行排斥,而在同外界的交流中,其固有制度必然会汲取外来制度营养。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执行走向融合,趋向大同。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执行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我们建设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试论明代西南地区土司多民族国家意识的象征

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在各自土司等上层人物带领下,程度不同地参与国家事务。在保持各民族自身群体意识的同时,他们的多民族国家意识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贡物、从征、尊印可视为象征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多民族国家意识的具体行为。朝贡和从征既显示出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也表现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尊印则体现出少数民族对国家权威的高度认同。

明清以来滇中地区的巫蛊叙事与族群认同

明清以来,汉文典籍中有关云南"蓄蛊"之地的蛮夷化书写与华夏文化圈边界的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民族看来,彝化族群作为滇中地区人口最多的"蛮夷",很自然都是些擅长"养蛊"害人的"异己者"。在汉化族群内部,同样也存在诬蔑他人"养小神子"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滇中人口较少的傣、苗、白、傈僳等民族亦被周边的其他族群想象为是会"使鬼"或"耍药"的"非我族类"。在男权文化语境中,妇女又成为此种"异族表征"的替罪羊,并逐渐内化成为滇中族群的一种群体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