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新解

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产生，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高度专制、商业落后、观念封闭保守、缺乏理性精神等因素，是中国难以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源。开放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形态与科学在本性上具有一致性，它们是科技产生和发展的必需条件，在知识经济时代，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

“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

无论近现代地图还是古代地图都不是对地球面貌的客观再现,而是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表达。民国以来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将研究的视角和内容大多聚焦于地图的绘制方法。受到民国以来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往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方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舆图绘制中蕴含的"科学",认为"科学"是世界所有文化中地图绘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好"的。事实上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同时"科学"本身是中性的,其价值判断主要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且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元性,研究时应当具有同情的眼光。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关系论

文章主要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例,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演化中存在分裂的现象,并初步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被分解成两种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从系统的整体角度考虑,将涉及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人与天的关系;从自然中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此种分解亦可以作为理解"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视角。本文将这两种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共四种关系,统一在三种生产理论的框架内。这样的划分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环境管理学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创新型国家

拥有较多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和获奖成果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获奖者做出获奖研究工作的所在国家"为标准,通过统计世界各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人数,发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高度集中于美、英、德、法等主要创新型国家;分析这些创新型国家所具有的以原始性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取向、独特而富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拥有培养和造就科学精英的世界一流大学、强大的科研经费投入以及开放、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等基本内涵,揭示了作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科学精英进行获奖研究工作的创新机制、社会支持系统;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向创造型国家迈进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分析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存在的巨大差距;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中国为什么与诺贝尔奖无缘"这一问题作了独到的解析,深入揭示了造成中国与国际上创新型国家之差距的主要原因。正视现实,不急于求成,踏实、切实地解决好每一个问题,中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将不会是一个梦,中国也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创新型国家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从“李约瑟难题”到席文的中国17世纪科学革命说

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系统考察,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席文解答的分析,指出李约瑟难题所依存的观念语境依然是科学西方主义,只不过是温和的科学西方主义.在席文的中国17世纪科学革命说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科学革命的内涵、特点及意义进行了探讨.

对古代中西方科学技术水平比较的新阐释

常识上的关于古代中西科技发展水平的观点值得商榷。李约瑟式的重大科技成果累积的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着指标选取和权重设计随意性的不足以及生硬撮合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偏颇。立意在先的编史学立场,使得李约瑟式的比较难以客观公正,从而可能扭曲历史的真相。即使是基于"李约瑟难题"的背景来考虑,其研究方法也有着片面重视科技成果量的统计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质"的考量,以及在比较对象选取上的逻辑矛盾等问题。

论知识产权法制对“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近代西方国家为何兴起与中国为何衰落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精神实质 ,在于探求东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动因的差异。知识产权法制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破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东西方知识产权法制的缺失和奠立是形成和解答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关注和研究“李约瑟难题”并从知识产权法制的角度进行破解 ,对于我国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再谈李约瑟及其“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 ,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概括 ,对世界了解中国 ,消除误解与偏见作了极好的宣传。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存在“拔高”或“说好话”的倾向。他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被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无不妥。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理论根据。

基于中、美两幅棉包图像信息的李约瑟问题解读

李约瑟问题争论已久,本文基于中、美两幅棉包图像信息,从两国对技术与科学认识关系的态度以及对工业的态度阐述李约瑟问题在棉包技术上的反映。本文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一方面在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方向走错了,它走了一条奢侈化商品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与科学认识分离,中国在技术上走的是经验主义道路。

“李约瑟难题”的求解与消解进路探析

通过对国内外"李约瑟难题"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以求解进路与消解进路为问题取向,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史进路、外史进路与综合史进路的视角探讨问题的求解取向,从逻辑进路、科学进路或技术进路视角探讨问题的消解取向。据此,该难题的综合史进路是问题求解取向的较好选择,而问题消解取向实质上是坚持了文化相对主义或者否认了难题的基本预设。

“李约瑟难题”求解

“李约瑟难题”同时叩问了东西方文明,它没有标准答案,却有学术价值.“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对诊断“中国学习者悖论”也有所裨益.从哲学、社会制度、科技和教育4个角度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离、长期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科技领域轻视理论研究、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没落等是“李约瑟难题”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象思维与中国古代“科学”——兼论杨振宁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

“意象”是理解我国古代思维的基础,它为解决传统古代科学与李约瑟问题提供了可对话的理论平台,无论是杨振宁所谓的“归纳法”或“演绎法”均需置于意象思维的视野之下,这构成考量中西科学思维方法比较的必要前提。从“意象”的思维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物理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关联关系,这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所理解的“因果性”观念,我们只有通过对“意象”与“概念”双重逻辑的揭示,并在其形上自然观的关照下,才能进一步理解“意象”思维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问题。

杨铨与“中国无科学”问题

杨铨在1914年12月发表的《科学与中国》一文首先提出并讨论了“中国无科学”的问题,与任鸿隽从科学方法入手探讨这一问题不同,他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加以研讨的.文章还简略讨论了中国科学社早期成员对待中国古代科学的认识及其转变.

思维模式视角下的“李约瑟难题”探析

中国古代科技繁荣,为什么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这就是科技史上有名的"李约瑟难题"。不同于专家学者多从经济、政治、文化、地域等多维视角关注和研究"李约瑟难题",文章转换角度,尝试从思维模式视角探讨"李约瑟难题"出现的原因。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重演绎、轻归纳,重实用、轻理论,重伦理、轻真理等工匠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衰退和落后。要想促进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必须要重视理论研究、重视演绎推理和数学的方法论的作用,探索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

诘难的反思:从“李约瑟命题”证伪到比较社会学方法

“李约瑟命题”似乎已被证伪。诘难该命题的理由在史学理论逻辑和关于“科学”涵义方面都存在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化约论祈求。人们对李约瑟的社会学方法也缺乏深度反思。我们应该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加强对方法论自觉的反思,利用比较社会学方法的逻辑预设来妥当地应对与中国历史经验一致以及西方视域潜入的问题。

从社会的科学能力看“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自提出以来,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它引起了我国学者极大的兴趣和深入的思考。然而,当人们解答这一问题时,更多地关注社会的科学能力之外的因素,而忽略了对社会的科学能力的内在特质进行分析和挖掘。因此,从社会的科学能力的理论视角切入,就可以对这一问题作深入解答。

关于“李约瑟难题”引发的几点思考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 ,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否定李约瑟难题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中国古代既有科学又有技术。中国传统科学虽有其弱点 ,但不能以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和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评判 ,而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观点。

关于李约瑟及其“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科学虽有其弱点 ,但不能由此否定中国古代科学之成果 ,不能套用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评判中国古代科学成果 ;批评了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以及修改“李约瑟难题”和“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论点。中国古代有着光辉的科学成就和先进的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得以灿烂并持续发展的基础。

“李约瑟难题”的哲学反思

从三十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来看,其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沿着李约瑟博士的思路走,正面解答;二是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修正,然后解答;三是从中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出发解答;四是否定"李约瑟难题",宣称其为"伪问题",不论何种方式解答,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参与大于求解,因此,"李约瑟难题"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冯友兰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有不同的表述,他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近代科学的狭义科学与包括古代技术的广义科学混为一谈,也对冯友兰和爱因斯坦的相关问题产生误解。冯友兰问题和爱因斯坦问题都早于李约瑟问题而提出,并且涉及更为深刻的问题,即:数学演绎和实验归纳的逻辑方法为什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冯友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超越方法论层面,深入到"顺从自然"和"对抗自然"的基本人生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