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负面清单开放水平评估及提升对策——与RCEP、CPTPP的比较研究

我国现行负面清单包括服务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如何合理评估负面清单开放水平,更好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国内规则、规制方面的制度创新,是我国制度型开放过程中需要重点研究的难题。基于与RCEP、CPTPP主要成员国贸易负面清单比较研究,发现我国自开始探索服务业外资准入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来,负面清单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需较大幅度提升。对标以负面清单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既有利好也有风险,要针对服务贸易分类不一致、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两单分离”等难点,着重从服务贸易统计、法律法规以及负面清单风险防范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我国负面清单开放水平。

VIE架构的监管该何去何从——负面清单时代下的再审视

我国企业搭建VIE架构的最终原因在于实现境外上市融资。面对实质上对国内外资准入规则构成违反的VIE架构,立法者长期以来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使得试图明确该架构下各概念的一次次立法走向失败,并无形中给VIE架构披上了“默认合法”的外衣。然而,我国迈入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时代后,国内融资渠道大大扩宽、外资控制威胁不断增大以及外资准入规则空前宽松等,这些伴随时代发生改变的种种因素让我国不应再对VIE架构监管保持沉默,而宜对该架构监管的核心概念“控制”予以明确。在明确此概念时,应避免僵硬地将“协议控制”与“外商投资”划上等号,并考虑引入“实质控制”等具有弹性的概念,从而保留我国在VIE架构问题上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国内融资程序等相关规则,进而从源头上减少VIE架构的使用动机也是解决该架构监管问题的重要一环。

2019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中国油气行业的影响

201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出台,明确了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2019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外资进入油气勘探开发和城市燃气领域的限制性规定,标志着中国油气产业链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油气勘探开发领域配套法规政策尚未调整完毕,城市燃气领域已实现充分竞争,使得新版负面清单短期内不会对油气行业及市场主体产生太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影响将逐渐显现.三大石油公司在产业链各环节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民营企业将面临优胜劣汰.在外资独立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及城市燃气领域之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尚需调整和完善;之后需要加强管理,以保证矿权的高效利用以及城市燃气市场的规范有序.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法治经济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深入外商投资管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标志着我国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决心。对外商投资主体,负面清单奉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理念;对政府管理机构,负面清单则重申"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义务推定。法治经济不仅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而且要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方式进行经济管理和经济改革。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既是法治经济精神的具体落实,也是法治经济精神的重要保障。

德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研究

在自由开放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德国没有专门的外商投资立法,针对特殊领域的投资禁止或限制措施散见于具体的法律文件中。相关法律文件通过设置审查程序、设置具体行业准入要求等方式限制外资进入。随着所参与国际协定的增多,德国形成了以规定“保留措施”为表现形式的负面清单模板,明确规定了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具体领域,并对这些领域的行业部门以及商品、服务业类型进行了细化。与德国相比,我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8年开始对外公布,对外资准入的禁止或限制领域还在不断调整。通过对德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研究,本文指出我国应借鉴德国对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的标准和程序,以完善我国负面清单制度。

竞争政策视域下我国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变革——兼论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

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中国不仅是国际投资规则的遵从者,更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外商投资准入制度中开放与风险并存,因此有必要"冷静思考"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模式的借鉴意义。对内要通过实施自贸试验区战略、深化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改革;对外则要积极参与多边与双边谈判,重视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具体建议是:以制定《外国投资法》为契机,完善全国适用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配套的行政体制优化措施,提升我国外商投资准入法治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商事制度改革的"单一窗口平台",完善负面清单模式下的外商投资并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内在协调。在外商投资的准入环节更要实现贸易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中立,从而推动建设我国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制。

论负面清单对安全审查范围的标定

安全审查制度的不确定性,根植于该制度的功能与目的,旨在保障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弹性边界。国际法上甚难通过立法或条约解释的方式实现对安全审查制度的协调;国内的安全审查制度立法及其适用更是倾向于维护这一不确定性。负面清单制度已经成为外资管理的基本体制,可以以其统御安全审查制度的运行,以"标定"安全审查的交易范围,提高安全审查制度实施的透明度。

中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析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效应,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可以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为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探索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外商投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就业技能结构吗——来自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证据

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一次重大尝试,其在实现吸引外资基本目标的同时,是否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在探析该政策对试点地区外资利用水平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工业行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就业技能结构,此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就业技能结构;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提升效应在东部沿海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以“引资”带动“引智”、更好发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的重点:对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因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上海自贸试验区旨在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时机,主动去适应国际高标准的规则要求,来推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与投资有关的改革措施中,难度最大但也最重要的是对外商投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改革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整体改革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同时亦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负面清单管理是保证政府管理体系透明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政府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管理负面清单设计仍存在一些难点,诸如对产业编码长度的选择和对现有的不符措施的梳理、如何在制定负面清单时通过清理不符措施以切实减少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和提高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如何确定需要保留将来采取不符措施权力的行业和领域等,这需要我们通过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加以逐步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