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及特征研究——以十一个城市为例

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全面统筹数据运营与管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以数据要素驱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十一个城市发布的政府首席数据官试点工作方案进行系统性梳理,总结当前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以及特征,可以发现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针对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现状,提出细化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建设以及优化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机制三点完善建议,可以为一些省市落实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提供参考,从而完善我国公共数据治理体系,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从官府主导到官绅共治:清代江西书院文化权力格局的演变

江西自古文教兴盛,书院数量多、分布广、类型丰。清代江西官绅积极创办和修复各级书院,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他们通过监管书院事务、担任书院山长等方式参与书院的日常管理,并兴办地方助学组织。其背后的儒家正统观、行善福报观和宗族孝道观,包含官绅对声名利益的渴望和关照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清代江西书院经历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即由官府主导向官绅共治的演变,一方面反映争夺地方文教资源、文化权力对于官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映清代地方士绅力量的发展,并力图掌握书院等地方公共资源的现象。

整体主观偏好与嗜好性感官属性客观量化间的感知交互

为探讨消费者主观偏好测试对其随后进行的感官品质客观量化评价的影响,尤其是"嗜好性感官特征"的客观量化,本文采用蛋白粉和调制奶两种溶液体系,分别对202名消费者进行喜好度、适宜度(Just-about-right,JAR)测试和对175名消费者进行喜好度和强度排序-评分测试,并对比消费者与专业评价员对各嗜好性感官特性的量化结果差异。结果显示:在蛋白粉体系中,评价员对稠厚度的评分随着样品风味强度的增强而下降(P<0.05),而顺滑感无显著变化(P>0.05),然而,消费者的评价并未呈现相同趋势。在牛奶体系中,评价员对乳脂感的强度评价受到脂肪和蔗糖浓度的共同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与此结果并不一致。进一步分析发现,两个测试中,消费者对嗜好性属性的量化评分均与其对样品的整体主观偏好程度高度相关,即整体喜好度越高的样品,对应的嗜好性属性强度评分越高。本文研究消费者偏好与感官属性之间的关系,为获得全面客观的消费者评价而设计可靠有效的消费者测试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唐代渝、涪二州贬官流人考

唐近三百年间贬、流渝、涪二州可考者25人,其中渝州10人,涪州15人。以时段多寡论,玄宗朝5人,高宗朝4人,中宗、肃宗朝各3人,武周、僖宗朝各2人,代、德、宪、穆、文、昭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3人(未之任者1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2人,长史、别驾2人,令、尉5人,司马、司户、参军4人;以诗文创作论,刘宪、韦述、陆坚诸人均有作品流传。

首席营销官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企业营销管理工作变得愈加复杂,无论是从实践角度还是理论角度,企业都需要了解在团队中设有首席营销官(CMO)职位能否提高企业营销绩效。选取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批发零售行业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研究高管团体中设有CMO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MO职位正向影响企业营销绩效;企业营销能力和媒体关注度在CMO职位与企业营销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调节了CMO职位对企业营销能力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高管团队建设和营销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价值。

VUCA环境下首席质量官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当下,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所处环境亦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简称VUCA)。质量成了兴国之道、富国之本、强国之策和企业之魂,高质量发展时代赋予了每位首席质量官更崇高的使命和责任。据此,采用文献综述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结合可靠性分析、主成分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等数据分析方法,考虑到不同阶层的群体对胜任特征认可度的差异,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并引入差异系数对胜任特征权重进行调整,构建了VUCA环境下包含创新、应变力、洞察力等九个胜任特征的首席质量官胜任力模型。该模型能够为首席质量官的甄选、培养和管理提供参考。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地方试点比较及启示

在数字化建设中,数据与政府业务关系日益紧密,为了统筹数据管理,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自2021年起,各地陆续开展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对比我国试点地区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可以发现,各地均从工作目标、试点范围、组织体系、主要职责、实施步骤与保障措施6个角度构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但存在共性不足,如效力位阶低、职责定位不够明确、人才供给欠缺、组织架构不成熟等问题。为此,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设置应明确组织架构与主要职责、推进数字化人才开发与培养、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和常态化监督机制。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中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的组态分析

为揭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的动因,以新制度主义理论、资源松弛理论和组织适应理论为基础,结合地方政府实践情况,构建了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我国城市间扩散的原因和机理。研究发现,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扩散并非单一因素作用所致,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归纳得出三类条件组态:压力—适应型,即公众诉求和技术应用能力推动地方政府采纳;适应型,即具有较高数据治理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地方政府会积极采纳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以适应数字化趋势;压力—资源型,即城市化率、公众诉求和数字经济水平的组合作用会促进地方政府采纳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

浅释“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历代医家均围绕《黄帝内经》中膻中如何“喜乐出焉”一句有所发挥,现代学者多集中于膻中穴调畅情志的应用研究,而对膻中本身与喜乐联系的探讨较少。本篇系统梳理膻中相关古今文献,提炼其“喜乐出焉”之机理,认为喜乐由心所主,膻中官位臣使,代为传达,而其作为臣使之官,借由气和、志适、血畅之特性,共助宣达喜乐。其中气和乃言膻中为气海以汇聚诸气而传导信息、志适强调其内里清虚空静不耐邪扰、血畅则言其宣通血脉以防气滞及传变,三者任一失常均可影响喜乐的正常传达。除膻中穴的应用研究外,着眼膻中本身探求喜乐不节之病因,或可在情志类疾病的病机认识上裨补阙漏。

NEMV技术在官地矿中六采区的应用

官地矿中六采区地质构造复杂,小断层、褶曲、陷落柱发育,同时由于该区域地表山高坡陡,植被发育,无法采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进行探测,在此情况下,使用基于应力-自然电磁脉冲的NEMV技术对该区域进行探测。该技术采用无人机进行数据采集,不受地面情况影响,能够准确查明煤层赋存、地质构造形态,并对采空区、陷落柱等水文条件不清的区域进行精细探查。通过各煤层应力系数平面图异常分布进行划分,在研究区内共发现采空区1处,积水区1处,陷落柱2个,有效解决了煤矿开采中的实际问题。

文本中的王權:《木氏宦譜》所見明代中期麗江木氏土官的政治文化演進

《木氏宦譜》的文本書寫昭示了明代中期麗江木氏土官政治文化的演進歷程。15世紀中後期,木氏土官的在地統治面臨.政治危機。在轄地頻遭西番勢力侵擾的同時,木氏宗族内部多發庶嫡相爭事端。以此,16世紀初的木氏土官借儒家禮教收族立宗,通過神化祖先、嫁接世系的文本書寫方式建構譜系。16世紀中期,木氏土官占領東巴聖地,玉龍雪山的神山信仰形態因之發生嬗變,東巴神話亦進入木氏的先祖敘事。明代中期木氏土官的政治文化因時而變,彰顯了麗江地區的邊地特質。

“数字+博物馆”:元宇宙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以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一种媒介,既是国家历史文化的时代缩影,也是国际传播的“金色名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中华文化诠释者的重要角色。元宇宙作为集合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新兴技术的媒介产物,不断刷新人们的技术想象,也为文博领域的发展拓宽了技术空间。由此,文章根据“数字+博物馆”的逻辑,聚焦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个例,分析其国际传播的价值与掣肘,发现其在元宇宙技术的加持下,可尝试通过沉浸化虚拟空间搭建、数字化藏品信息建档、交互化虚拟数字人设计和受众个性化定制四种途径来提升数字文化传播力,为中国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提供可行之策。

藏药日官孜玛通过NF-κB信号通路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的胃保护作用

目的:通过灌胃无水乙醇建立小鼠乙醇性胃溃疡模型,研究日官孜玛总提物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的保护作用。方法:随机将60只KM系小鼠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奥美拉唑阳性组、日官孜玛总提物低、中、高剂量组,共6组每组10只。灌胃给药一周后,禁食不禁水24h,末次给药1.5h后,除空白对照组给同等体积的生理盐水外,其余五组按照体重灌胃0.1mL/10g的无水乙醇造模1h,建立小鼠乙醇性胃溃疡模型。造模1h后,取血取胃,计算乙醇性胃溃疡的损伤发生率及损伤抑制率,制备血清上层液和胃组织匀浆液,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胃组织病理学变化;试剂盒检测血清中一氧化氮(NO)、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胃组织中丙二醛(MDA)、髓过氧化物酶(MPO)的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胃组织中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情况。结果:正常对照组小鼠胃黏膜光滑完整,无出血现象,其余各组小鼠均出现了黏膜出血、组织不同程度坏死。模型组小鼠胃损伤最为严重,表现为大块的出血面积,呈鲜红色。与正常组相比,模型对照组HE染色图表现为组织整体结构异常,黏膜层小面积坏死,黏膜下层结缔组织排列疏松,少见淋巴细胞浸润,血清中NO、胃组织中MDA、MPO及胃组织中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血清中SOD水平降低(P<0.05);与模型组相比,阳性组和高、中、低剂量日官孜玛总提物给药组则表现为点状或条状出血,出血面积明显缩小、损伤发生率明显下降(P<0.05)、小鼠胃组织病理损伤有明显改善,血清、组织相关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结论:日官孜玛总提物能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中关键基因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抑制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产生保护性作用。

唐代官制中的“资”

有关“资”的一系列概念是唐代官制中的常见概念,在官员选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梳理文献和考察词义,并证以史实,“官资”作为系列概念的本源,是描述官员诸多身份属性的静态概念,是对官员任官条件的总结。经由“成资”“资历”的演变,概念由静入动,逐步具备了实践操作性,最终以“资序”作为总结和出口。资序是唐代根据官员资历进行的任官排序,以年劳为基础兼顾职事重要性,是选官决策的重要依据。从官资到资序的发展,表明了唐代选官制度的专业化发展,也导致了资历、资序等日渐品位化。五代北宋时期,资历、资序正式成为官员彰显身份、争取利益的概念。

数字变革中的高校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及其嵌入研究

当前高校数字变革遭遇了多种形式的困顿:数字变革价值共识未达成,数字化转型内驱力不足;数字化投入不足与进展碎片化,整体推进机制需构建;数字化部门的责权利失衡,数字治理能力难以彰显;数字化主管整体素养不足,数字化领导力需提升。为此,高校亟须嵌入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高校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有内外之分,前者关涉首席数据官的任职规范以及其所领导的数据治理中心职责界定,后者核心为合理规范首席数据官的责权利,以实现内外协作,为学校数字化转型提供必需的领导力支撑。高校在现有内部治理体系中嵌入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需要打造重视数据价值创造的组织文化,系统完善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的内外部要素,合理规范高校首席数据官的责权利,提升高校首席数据官群体的能力与素养。

清代部院堂官对下属官员的选任

清初承明制,地方官和京官皆由月选抽签产生。任用京官多称“授”,地方官任职则称“补”。但京官有不少职务需要具备专门才能的官员,于是仿效地方官选用,形成较为完备的京官题补选用体系,部院堂官选用下属司官最主要的制度就是京官题补制度。与题补地方官不同,京官题补必须为二人,即拟正和拟陪,最后由皇帝挑选一人。荐举官员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被保用的官员违法犯罪,保举者也会面临罚俸、降级等处罚。“咸同军兴”以后,朝野事务更趋繁重,内外臣僚的选官人事权皆不断提升,吏部月选范围日益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