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权转移:宋代内藏与左藏“博弈”的依归

作为宋代皇帝私有的内藏库,与隶属于三司或户部的左藏库,同样承担一定的国家财政职能。但由于内藏库具有皇帝私财的性质,在国家财赋分割上对左藏库财权造成一定的侵夺。北宋前期,内藏赋入从来自国家财政节余转向不断设置的固定窠名,使得国家财权进一步集中,计司所属的左藏库则开始入不敷出,国家常规性财政支出常捉襟见肘。元丰改制后,中央财库出现御前、户部、朝廷三库鼎立的财政现象,具有国家财政身份的左藏库进一步被弱化;南渡以后,宋廷增设了与左藏库相关的左藏南库及左藏封桩库,但左藏体系的国家财库并没有逾越内藏的优势地位。

制度性赐予:宋代内藏库的军赏支出

宋代内藏库,是皇帝频繁赐予诸军钱物的重要财库。宋代内忧外患境遇下军费开支的膨胀,加之皇帝笼络诸军实现权力集中的主观政治诉求,使得内藏库支付军赏钱物,成为一种近乎日常化的财政行为。由内藏库支付北宋南郊军赏的常规财政行为,到南宋设置内藏性质的激赏库,内藏财政系统制度化支出军费的路径最终形成。作为透析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财政的重要视角,内藏财政这种制度性赐予军赏的财政行为,暗含着宋代军事政治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中央财力下行时皇权影响不断下行和国家权力不断集中的现象。

论北宋神宗、哲宗时期内藏库的短暂外朝化

内藏库原系直属于皇帝的财库,在北宋前期丝毫不受外朝宰相府、三司等的监管与干预。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熙宁年间,内藏库吏人开始受"仓法"约束;元丰改制时太府寺的执掌较北宋前期明显增加,成为中央重要的财务出纳机构,并主管京城各仓场库务的钱物出入、监察、审核,内藏库初步开始被纳入外廷太府寺的管辖;至哲宗元祐时,元丰改制关于内藏库成为太府寺下属财库的设想得以完全实现。元祐时期太府寺对内藏库的监管是全方位的,涉及内藏库的收入、支出、库存,在此基础上对内藏库的账目明细进行了监察、审计。至哲宗亲政,太府寺不再实质履行对内藏库的监察、审计,内藏库仅成为太府寺名义上的下属机构,再次成为外朝不得干预的直属于皇帝的财库。虽然神宗、哲宗时期内藏库的外朝化短暂而有限,但值得重视。以前笼统认为内藏库始终具有直属皇帝的独立性、特殊性的观点是不精确的。

由虚及实:宋代内藏库借贷模式的流变

宋代内藏库借贷钱物给计司,这些钱物常常因为计司无力偿还而被皇帝下诏蠲免,突显出皇权主控下财权集中的面相。但这种传统视域里内藏库钱物借出必蠲免的现象,并不完全反映宋代内藏财政实行的借贷模式。宋代内藏库钱物借贷给计司,大致经历了宋神宗朝之前的借贷蠲免、宋神宗朝至北宋末年的支借偿还、南渡以后的双重模式三个阶段。内藏财政支出上体现出的这种财权集中的路径,既透露出天子期许圣德形象以提升皇权的主观愿望,亦折射出内藏库支援国家财政背后无限私权对国家公权的侵夺。计司借贷内藏库钱物的蠲免或偿还,并不反映财权集中的此起彼伏,而深刻表明内藏库财权集中手段的不断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