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Heaven＂ and ＂Man＂ under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 from ＂Heaven and Man Being Related＂ to ＂Heaven and Man Being in One＂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y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the pre- Qin Confucianism, the cosmology Confucianism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fucianism ideology from social structur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o on, so as to points out that Confucianism does not collapse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stead,it realizes self- re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势中见理”--宋代交椅的风雅变迁

目的站在宋代设计思维方式的研究角度,以理势思想中的“势中见理”关系为研究脉络,对宋代交椅形制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探索传统思想下的宋代美学设计思维。同时为家具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方法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文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梳理了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以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为切入点,对宋代交椅形制进行了详尽研究;另一方面,从坐姿、礼制、架势、工巧的角度分析了交椅在使用、等级、表现、技法上所呈现的变迁之“势”。结论在文人士大夫自主意识较强的时代氛围下,统治阶级的观念、文人阶层的审美、市民群众的实用、梓人群体的技艺,四者结合构成了宋代交椅“经世致用”“托物言志”“道本器末”“尚巧达善”的审美造物思维方式。

《诗》教传统与宋代理学家“温柔敦厚”诗学审美理想的生成

传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向后世“温柔敦厚诗学观”的发展、定型,表征着儒家政教传统对于文学艺术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由“尚中”“尚和”观念发展而来的儒家“中庸”思想、与其同样有着“尚中”“尚和”基因的“诗言志”“比兴”传统,以及由孔子提出而得到后儒发挥的“兴观群怨”诗教传统等,均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紧密相关。宋代理学家在承继汉唐诸儒“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同时,于众多方面发挥、转移了其主要观点,并在他们的诗歌书写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理学家诗人在作者感情、态度等方面推崇中和、中节而不过分;其理学诗作重视诗歌讽谏和感兴志意作用,强调以理、礼、性、道、仁等“节之”,关注“情性”及“心性存养”等。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宋代理学美学的生态审美境界论

宋代理学家以一种带有生态意义的审美终极关怀去观照自然、社会和人生,构建了体系完备的生态审美境界论。宋代理学美学的生态审美境界论由“孔颜乐处”观、“曾点之乐”观、“圣贤气象”观组成,三者相辅相成,其实质是一种追求万物一体、人生圆融、社会和谐的天地境界,标志着中国古代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从墓志看宋代女子时代形象

本文以《全宋文》为主要史料来源,依托《全宋文》中部分女性墓志铭记载,探究在理学思想形成发展下宋代女子的真实生活,寻找在女性生活中所体现的宋代思想变革的蛛丝马迹,探究宋代女性思想发展的历史倾向和宋代士人视角下的女性时代形象,分析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宋代女子社会地位及时代形象的变化趋势。

书院讲学与晚明理学传播——以“东林书院网络”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是理学传播较活跃的时期,书院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场域之一。晚明书院学人秉承修正儒脉的立说宗旨,思考理学传播中淑世精神的传递,通过讲会、结社等方式在书院或书院之外弘扬己说,构建传播网络,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多个波及全国、影响社会深层结构的学派群体,对晚明清初学统构建和学术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程朱理学对明代医家治学理念影响探析

程朱理学作为明代官方哲学,对有明一代的医家治学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学“格致穷理”思想带动医学界探求医理、详察药理,从而促进了辨证施治诊疗观的完善及对药物功效认识的深化。医家受理学博约观影响并借鉴朱熹所创纲目体,编著内容广博的医学类书。理学“下学而上达”的治学路径促进医学入门类书籍编撰,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医学的普及化。通过梳理程朱理学对明代医家治学理念的影响,提示我们对医学发展的认识应参考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多角度进行透视研究。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下李觏思想研究

基于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观照李觏的思想就会发现:其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坚持彻底的经验论;在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的“礼论”体系下有条件地肯定了利和欲,并强调了情的作用;在“礼”与“学”的加持下李觏认为,人“性”的境界可以提升、与“命”得以相宜;以唯物的科学思维和中正观为基础,李觏阐述了“人事”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强调了在中正之上的“权宜”性。宋代造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李觏等人的天和人相和谐的本质和精髓仍值得现代社会借鉴和传承。

宋代儒学礼制世俗化在仿古佩玉中的体现

玉佩饰是中国古代服饰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宋代仿古佩玉仿制前人之作,两者相似又不同,展现出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发展特质。以出土和传世佩玉、图像及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三重互证,分析仿古佩玉的造型特征与象征内涵。研究认为,宋代仿古佩玉中的工艺、纹样展现了鲜活的宋代社会,仿古佩玉的兴盛源于宋人金石复古风气的盛行,同时展现了礼制世俗化对维系国家统治的需要。

“文”“儒”之变:宋濂的身份重建与元明之际的士风转移

元明易代之际,士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自我认知发生剧变,宋濂是身处其中并推动潮流的关键人物。元末仕路难行,士人多栖身于“文人”之列,宋濂早年亦有攻习和创作古文辞的长期经历。但随着对理学的深度接受,宋廉的自我期许由“文人”转向“儒者”,他以自我书写等方式推动自身转型,以一介布衣标举“真儒”理想,力图重新揭士人的身份价值。逮乎明初,宋濂已出仕并以“儒宗”形象示人,其积极参与新朝礼乐教化,劝导士人不务文辞而明体适用,推动了一代士风转移。宋濂之所以成为有明“开国文臣之首”,与其对士人身份的根本思考与长期实践有关,这改变了“流而为文人”的学术史趋势,也启发了易代之后士林的身份自觉与文化担当。

明代理学的正学

尽管王阳明心学在明代成为儒学的重要流派,但他著意编撰《朱子晚年定论》,足以显示朱熹在其思想中占有“他者”的重要位置。这一“他者”的存在,同样对刘宗周、黄宗羲产生了深远影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标举刘宗周的思想,通过方孝孺来确立明代理学的正学形象。方孝孺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传承朱子学的思想,更以生命践行理学,其学术精神被刘宗周和黄宗羲认为与朱子相伯仲,是明代理学之正学。作为思想巨子,刘宗周和黄宗羲对方孝孺的推崇,足以提醒现代学者意识到朱子学对于明代理学的价值和意义。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理学与北宋绘画中的形、理、真

受理学思想影响,北宋绘画在美学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尚理”之风。艺术家把穷理作为观物的前提,力求在绘画中超越表面形似,在纷繁物象中把握事物内在的规律和物理,并上升至天地生成之道,将事物看作宇宙造化的部分,致力在自然整全性中表现事物的蔚然生意。同时艺术家也要随造化而动,以自我之天性贯通万物之天性,打通“造化”与“心源”,映现出物象的真性。

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

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倡明道学、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师生关系;书院精神的核心师道精神。

“生生之理”与“一体之仁”——基于程颢生命智慧的研究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程颢对“理”与“仁”的理解独具特色:“理”被赋予“生生”的内涵,挺立为“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仁”与“生”关联,挺立为“万物一体”之仁体。在一本上下圆融的思想体系中,“理”“仁”皆为生生不已的道体,且关涉着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生生之理”造就了“生命延续体”,突破了个体生命之死生局限;“一体之仁”造就了“天地大身体”,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私己之执。“理”与“仁”的融合为德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乐感意识,接续了先秦儒家关注生命存在的文化慧命,呈现出纵横时间长河与生命广幅的充满爱与责任的生命图谱。

宋明理学视野下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

[目的]研究宋明理学的内在要求,揭示其对医德内驱、医德修养路径、医德目标以及医德思想等的塑造作用,以期为当代医德医风建设提供借鉴和有益助力。[方法]系统梳理宋明理学影响下,医家关于医德的相关论述及道德实践。考察中国古代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方式及过程,研究医德内驱的核心内容、医德修养路径的关键要求、医德目标的实践途径和医德思想的根本原则。[结果]宋以后,中医医德是以理学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在理学家“识仁”“孝为仁之本”“明体达用”“理欲观”等思想的渗透下,古代中医逐步形成“推己及人”“知医为孝”“经世致用”“济世活人”等道德情感。[结论]古代医德在当今社会仍闪耀人性的光芒,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引领医务人员形成“医乃仁术”“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道德标准。理学在现今依然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将理学中“识仁“”孝“”经世致用“”理欲观”等思想注入当代医德建设体系中,有助于构建新时代医德体系,推动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朝鲜王朝陈献章“从祀文庙”之争考论

陈献章是中国明朝最具影响力的儒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朝鲜却遭到了学界的抵制与批评,盖因大多数朝鲜学者认为其学说杂糅了禅学,与陆九渊、王守仁的学说同属异端外道,而不予接纳。在其后朝鲜王朝关于文庙从祀人员升黜的讨论中,亦未效法明制,将陈献章列入文庙供奉。这反映中国与朝鲜两国学者对本国儒学发源的认同和对佛家思想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的产生,是朝鲜儒学在地化的表现,亦促进了东亚儒学演进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