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诗学学派”发生学研究——以《布罗高兹与耶夫隆百科词典》中的“诗学”词条为例

本文以俄罗斯首部百科全书中的“诗学”词条为例,参阅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考述欧洲诗学在俄国的发展演变,厘定其现代转型的可能线索,并探究这一转型得以实现的学术环境。本文认为,对欧洲诗学在俄国的现代转型而言,如果达维多夫与舍维廖夫的研究属于萌芽,那么布斯拉耶夫、波捷布尼亚、维谢洛夫斯基是奠基者;从行使作诗教学功能的诗学转变成一门研究诗歌本质问题的科学,这是欧洲诗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西欧的现代美学与语言学成果为“俄罗斯诗学学派”的萌芽与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江户理学诗学向格调诗学的转关:室鸠巢诗学思想析论

江户前期日本诗坛以理学诗学为主流,朱子学派执掌诗坛,注重诗歌的教化功能。江户中叶,随着明代诗学的影响,格调派渐次成为日本诗坛之主调,儒学大家、杰出汉诗人室鸠巢的诗学观念虽亦主张“文以载道”“文随道至”,有着较浓厚的理学特色,但他开始强调“诗文分体”,长于辨析文体,重视诗法诗艺,表现出“文”之自觉的取向,呈现出格调派诗学的特色。他的诗学思想较集中地反映了江户理学诗学向格调诗学的转关,考察这一诗学个案有助于厘清、勾勒江户诗学发展流变之轨迹。

论李元度《小学弦歌》的编选内容与诗学旨趣

作为晚清重要蒙学读物与诗歌名选,《小学弦歌》的诗选关涉“教”与“戒”两大基础面相,编选路径以“诗歌”之瓶装“教化”之酒,欲于学童“天性未漓”之时,向其传授日常伦理、立志修身、为官准则等,以达到“厚人伦,励风俗”的诗学效果。该选本秉持教化为先、以诗训蒙的诗学宗旨,标举重情重理、至性至情的诗学范式,彰显温柔敦厚、文质并重的诗学主张。该书亦存在选诗题材雷同、编排失序等缺陷。

俄罗斯诗学背后的“故事”——凌建侯教授访谈录

在本篇专访中,凌建侯教授讲述了他研究俄罗斯诗学时所发生的“故事”,主要涉及他研究俄罗斯诗学的缘起、诗学本身的内涵、欧洲古典诗学在俄国的现代转型,特别是在英语国家的发展演变。凌建侯教授发现,欧洲传统诗学在英美学界演化为当代的“理论”,中间约180年空白史并不意味着克里斯特瓦所说的“诗学的毁灭”,事实上,俄罗斯现代诗学正好可以填充这片空白。这一发现成为他提出“俄罗斯诗学学派”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凌建侯教授廓清欧洲诗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学界重估俄罗斯为欧洲诗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重审伊格尔顿对现代文学理论之发端的界定,亦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提供有益启迪。在“万物皆可诗学”的背景中,俄罗斯学者坚持守正创新,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关于俄罗斯诗学的“故事”还会继续,凌建侯教授带来的思考早已超越诗学本身。

重拾与蝶变:论新时代“中国学派动画电影”创作的守正创新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走出20世纪90年代低谷、期待再创辉煌的“中国学派动画电影”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将中国传统叙事美学与新技术表现手段相结合,以新动画技法呈现中国文化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重大命题。数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和媒介赋权新特点,社会关系的重构更新了当代社会文化,这些因素要求动画电影的创作观念、表现手段需要应时、应势而变予以回应。面临国际动画内容市场的注意力竞争,中国动画电影需要重拾中国学派的美学传统,强调突出以中国文化传统和审美特色形成差异化优势,在新时代的新技术环境中融合蝶变,寻求在突出自身创作底蕴以锚定自身特色优势的基础上,作品的形式创新和风格更新之路。

论元代家庭诗学教育

家庭诗学教育往往基于儿童在诗歌方面的特殊资质,面对早慧与成长、举业和学诗之间的选择,元代家长亦有谨慎考量。“文采传家”“诗学传家”几乎是元代文化家族的基本内质,并衍化为一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以“家”为原点的诗学教育场域中,家塾是重要的场所。元代家塾诗学教育受时代环境影响颇多,也是由“家”向社会层面过渡的重要节点。经由对诗人家庭学诗经历的考察,可窥探诗人诗学观念形成之原委及古典诗学的传承机制,同时,也可为当代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些许启示。

“我辈复登临”:吴门赤壁登临图的叙事反叛及其意义世界

吴门画派的赤壁登临图不仅呼应着苏轼的《后赤壁赋》书写,而且触通着自魏晋以来绵延不绝的登临文化传统。不同于此前受乔仲常、文徵明形塑的图像叙事方式,朱朗、钱榖、蒋乾、文嘉、张瑞图、吴士冠等人的赤壁登临图探索了“环形空间叙事”的新范式,并非前人认定的僵化与衰落;其图像表现,亦非对行旅经验的直接搬摹,而是来自对生命本质状态的体认。在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的双重视野中,本文重估此前未受重视的吴门赤壁登临图,以期阐明其图像来源、叙事创新及体现着中国文化之延续性的人文意识。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江右派诗人刘永之的诗学思想及其创作实践

刘永之在元末隐居避世,明初应召修礼书,后以重听辞归。其论诗以陶渊明、唐诗先贤为宗,推崇唐代孟浩然、李白、杜甫、韦应物等,主张诗人要摆脱“穷达”之累,要有超然物外的才能、志趣,反对“穷而后工”。刘永之重视诗人的人品才学,认为要通过学习古人学问,来提高自身“才”“趣”。刘永之以唐诗为宗,其诗亦有唐人遗韵,其山水、寄赠、送别、感遇诸作,都表现了他高古冲淡的志趣,形成了清丽古雅的诗风。刘永之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前承元人“举世宗唐”之余韵,后开明初台阁体之先声,具有承前启后的诗史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尊体、辨体思想及其成因

1908年,王国维选取《人间词话》手稿中64则发表于《国粹学报》,《国粹学报》本涉及“尊体”的词话以诗为参照标准,强调诗与词的共通性。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间词话》删稿中涉及诗词之别的词话有着强烈的“辨体”色彩。在对《人间词话》手稿、《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比较后,可发现王国维继承常州词派的“尊体”观念的同时,有意消解“辨体”观念,将“尊体”作为提升词体地位的首要方法。对比参阅《人间词话》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结合词体的音乐性特征以及古代词论家对“诗人之词”和“学人之词”的论述,有助于探源和解读这一症候。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词变与时变:吴鼒与扬州词坛的“一萼红”倡和

《百萼红词》为吴鼒晚年寓扬所作,词多伤逝感旧。在嘉庆后期扬州风雅际会的环境中,吴鼒以“一萼红”为调与吴锡麒、汪端光、洪梧等词友相倡和,将个人、群体与时代走向没落的伤感共鸣弥散于扬州词坛。“一萼红”倡和诸人门户近于浙西,欲救乾嘉浙派之流弊,他们鼓扬性情词风,注重真情、追求个性,于现实生活中寻找寄托,使因革中的浙派新声与新兴的常州词派并举,回应着时代衰歇对个体心灵与社会政治的震荡。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何其芳“新月时期”的唯美诗艺

何其芳1929年至1931年间的诗歌创作明显模仿新月派,从诗的外在艺术形式到内在精神实质都与新月派诗歌高度相似,可称其创作的“新月时期”。在艺术形式上,其诗歌创作严格遵循闻一多提出的“三美”原则,同时也借鉴了“新月派”独有的“用对称的章节组织、按时间的进展写事物的变化”的行文章法,以及“戏剧性独白”的艺术手法。但这一时期的创作模仿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而这一时期严格的格律训练孕育了他后期成熟的诗歌创作。

忘机齐物我,适意各行藏——孙致弥诗的道家情怀

明清之际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各种思潮活跃,孙致弥作为清初重要的云间文学家,儒释道等传统文化是其人生的根基和生命安顿之所,尤其是道家文化在其思想和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双重影响下的文人心路历程,可见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和传统的力量。

《人间词话》与常州词派词论关涉考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受传统词学影响,前人已有研究,而所受影响多大,有哪些方面,与晚清主流词派常州词派关系如何,尚缺少深入细致的梳理。通过对《人间词话》引用情况逐条考辨,发现《人间词话》征引常州词派词论达42则73例,占《人间词话》篇幅近三分之一,这充分说明《人间词话》最重要的古代词学渊源即常州词派。而且,在征引常州词派诸家词论的排序上,可以发现前五名的顺序依次是周济、陈廷焯、刘熙载、谭献、冯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前人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周济与陈廷焯,在词人批评与词学体系的创作论、鉴赏论、发展论方面,对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建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说不可说:对言说之原初悖论的文学性裁决——“耶鲁学派”语言诗学管窥之三

耶鲁学派发现,遵循语言三维(所指之维、间性之维和自反关涉之维)的转换生成机制,文学言说发明了无数化解言说之原初悖论的表意手段或修辞策略。这些手段和策略包括:奇异性、扭曲或变形,悖论式表达,空间化;重复,隐藏或沉默,给出符号;隐喻的隐喻,将不可说主题化;悬而未决,生成性,见证,自我赋予,等等。这些手法不仅在可说-不可说的张力之间让不可说的神秘自身显形,而且将言说导向了思想与世界的原初起源之处,为形而上学的原初起源或终极难题提供了一种文学性的裁决。

时间三矢:文学语言的生成基底——“耶鲁学派”时间诗学管窥之一

基于对文学书写中大量时间现象的独特敏感,在现代西方思想的时间哲学转向的启发下,耶鲁学派文论家们发现了克服时间之思所蕴含之内在悖论的最佳切入点——时间的修辞化,从而深入到了时间的“内部”,对“时间”本体作出了超越性的直观。耶鲁学派文论重新捕获了时间的总体性,重新区分了时间的三个向度(即时间三矢:活生生的现时、分裂的绵延、自反的共在),并揭示了这些向度的多线并进、错综交织及其转换生成,因而在更本源的层面上,为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三分的线性化的贫瘠化时间观,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