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主义视角下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比较研究——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例

由于可观的市场潜力,东南亚的数字经济产业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对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的研究无法解释各国产业政策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是否具有技术先进性”和“是否遵循比较优势”两个维度可以对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进行较为妥当的分类。这一分类方式可结合产业相对成熟度的概念和新国家主义理论对特定产业政策选择背后的动因进行分析。案例比较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战略选择上的差异源于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根植于各国内部迥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较高的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使得新加坡得以做出探索技术前沿的选择;较高的国家自主性使得马来西亚在较低产业相对成熟度的约束下,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政策支持。较低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限制了菲律宾的选择,无法超越现有的比较优势,难以为数字经济提供强大的产业政策支持。

发展主义的发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理论探索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实际扮演的角色及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发展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强调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重要作用。随着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政府不再被视为社会力量的工具或者社会互动的平台,而是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立力量。在新国家主义的背景下,早期的发展型政府理论基于东亚经济奇迹的案例研究,塑造了一种唯理性主义和唯道德主义色彩的政府形象。在各种反对、质疑和挑战声浪的冲击下,发展主义理论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修正版,修正的焦点在于矫正早期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新国家主义"倾向,转而借鉴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注重分析促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制度组合。

走向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

走向互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新方向。在互动式治理中,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通过频密、制度化的互动,对于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公共事务,形成共同的目标、凝聚共享的价值观、建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制度,从而达成良好的治理。继着重于引入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前两次浪潮之后,互动式治理的兴起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其特征是高度重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互动式治理重构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探究了三种治理机制协同的相得益彰之效,超越了新自由主义、新国家主义和新社群主义的既有范式。互动式治理的兴起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新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亨廷顿的新国家主义理论:学术遗产与当代价值

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国家,不仅形塑了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发展上的大分流,也是探索第三世界推进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影响,20世纪中期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是忽视国家,但是亨廷顿一反主流,坚持将国家带入政治分析.作为连接韦伯与“回归国家”学派之间的关键人物,亨廷顿对国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滋生动乱的背景下,从实现政治秩序出发,亨廷顿分别讨论了社会对国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国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组织国家,启示了比他年轻的一代从事国家研究的学者,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国家主义理论的全面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