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刑事法律治理:以平台治理为重心

网络暴力行为的群体性特征是网络暴力“法不责众”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网络平台参与治理的前提所在。网络平台负有法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在网络暴力治理中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和事前预防优势。由于网络暴力治理义务的内涵不明、失于履行该义务的法律责任不彰,平台缺乏治理网络暴力的内生动力。夯实网络平台在网暴治理中的主体责任,需要厘清平台在网络暴力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明确平台网络暴力治理义务的具体内容,规范平台刑事责任的启动程序并畅通出罪渠道,以实现有效治理。

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目前,网络洗钱犯罪主要利用银行网络、虚拟货币、电商平台等方式来实现洗钱目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跨地域性,且犯罪成本低、分工明确等特点,这为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增加了难度。据此,应根据网络洗钱犯罪的特点,强化源头控制,配以协作组织机制、提升个人信息保护、健全监管机制等路径,及时、有效地惩治和防范网络洗钱犯罪。

网络平台犯罪的政策调适与刑法应对

网络平台商业模式在重塑全球商业格局的同时也催生出病毒式增长的平台犯罪,网络平台第三方责任犯罪的治理成为重要命题。域内外治理模式殊途同归,以政府的综合管制为主导力量,通过对平台的强力管控,挥舞起网络空间的权力之旗,同时寻求更为广泛的非法律解决模式。在我国法律解决模式的最后一道屏障--刑法中,刑法理念的冲突亟待调适,网络风险刑法在立法模式、功能体系、规范构造等方面的教义化进程也跟进不足。网络平台犯罪未来的刑法应对应当能动、理性和多元,对于典型犯罪,传统的刑法观念依然有效;对于个性显著的新型风险,应正确认识风险社会中"再造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探索前置处罚、犯罪链条切断、非实行行为实行化、义务设置等关键问题的科学性,内在协调预防性刑法观与刑法的谦抑精神。以预防性刑法观为规制理念,我国刑法的立法模式还需作出重大调整,才能兼顾刑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回应社会发展要求。

民刑交叉视野下网络平台共同版权犯罪责任的认定——兼对中美快播案、索尼案等案件的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认定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还需要从民法、英美法系中借鉴思路。[方法/过程]从我国民事侵权责任条款中可以解读出网络平台可能涉及到的共同版权犯罪的三种形式,而美国在处理索尼等案件中积累的认定规则也有启发意义。[结果/结论]要准确认定平台的共同版权犯罪责任,既要理清思路,围绕正犯逐步展开,还要准确区分内容提供与服务提供,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快播"类案件。当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诱惑侵权责任以及平台的产品责任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论网络非法集资犯罪侦防对策——以P2P网贷平台为视角

P2P网贷平台作为一种新型融资平台,具有传统金融工具无法比拟的传播范围广、吸引性强、融资快等特点,使传统银行难以覆盖的借款人在虚拟世界里能充分享受贷款的高效与便捷。然而,由于行业门槛低,监管缺失等问题,近年来的频繁"爆雷"引发多家P2P网贷平台倒闭或者跑路,给众多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给公安机关带来了侦查压力。从侦查途径与犯罪防控上着手,提高该类案件的侦办效率和防控水平,遏制网络非法集资犯罪蔓延的触手,促进P2P网贷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网络犯罪立法与法学研究契合的方向

近一二十年来,网络、网络犯罪对于法律规范形成了全新的冲击,需要通过及时的理论研究,对法律体系进行更新。前提是首先把握网络犯罪演变的基本过程和当前态势,以网络犯罪的三种基本类型为立法指向的逻辑起点;其次要明确以规模化为基础的链条化的网络犯罪行为模式成为新常态,在规范发掘和创制技术上充分重视共犯行为的正犯化、预备行为的实行化;再次应看到网络违法犯罪高度技术化的必然结果是行为主体聚合化,将网络平台责任作为规范应对的重中之重;最后要落脚于承载公共安全、嵌入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协调的法律保护。网络法律体系转型的关键路径是网络犯罪规范与法学研究高度契合,寻觅网络刑法乃至整个网络法学的新境域。

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类型演变与犯罪危机预防

"互联网+"社会中,第三方网络平台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科技创新先行、监管机制跟进不足,导致第三方网络平台潜藏着为犯罪活动提供便利的可能。考虑到第三方网络平台自身运行机制的重大改变,其已逐渐由直接或间接的犯罪参与者演变成为只在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起到居间作用的媒介主体,可援引"技术中立"原则免除刑事责任,但对于因未完全履行监管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赔偿,平台需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对于第三方网络平台潜藏的犯罪危机,需借助科学的犯罪学理论,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加以预防。

网络直播内容不法的刑法应对思路

网络直播作为新兴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娱乐化的形式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在互联网中占据了可观市场。网络直播的风潮捧红了一大批网络主播,有些主播为了获得更多知名度与经济利益,而盲目追求直播的新奇,所以内容往往涉嫌宣扬淫秽、暴力和教唆犯罪等。直播内容不法如果严重侵害法益,则可能构成犯罪,但是依靠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与传授犯罪方法罪难以全面评价与制裁网络直播这种"一对多"的新行为模式。因此,刑法的应对思路是对行为的评价实现从"传授"向"传播"的转变,同时网络平台责任和刑法的适用边界都值得深入研究与思考。

P2P网络借贷平台犯罪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网络金融崛起的大环境下,各种借贷平台也层出不穷,这在给资金融通提供便利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管容易诱发相关犯罪,扰乱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该文通过探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及其存在的监管缺陷,分析其可能诱发的各种犯罪,进而找到治理这些犯罪的相关对策,从而净化P2P网络借贷平台,维护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

2021年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反欺诈研究报告

网络欺诈行为日渐显示出犯罪行为组织化、犯罪手段多元化、犯罪受害微感化等特征。了解并把握网络欺诈的变化趋势,对惩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具有积极意义。同时,通过对案件进行理论评析,有利于对网络欺诈行为作出全面、合理的刑法评价。要以更为系统化、全面化的机制应对网络欺诈行为的挑战,应改变公权力“自上而下”的传统单一治理格局,发挥包括网络服务提供商在内的各方社会主体的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

网络平台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与规则建构

大数据时代,网络平台面临的安全与法律风险愈发凸显。基于法益保护有效性及承担主体责任的要求,引入刑事合规治理网络平台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网络平台刑事合规具有从刑事实体和程序法层面给予减、免刑责以及不起诉、暂缓起诉、认罪认罚从宽的激励功能,亦可构建能够判定主观间接故意、过失以及客观不作为犯罪的归责功能,因而能在网络平台风险内控、犯罪预防与刑责规避中发挥重要作用。网络平台刑事合规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的现有罪名和基本框架,由司法机关推动建立外部安全预警、第三方监督机制,并和企业规章进行有效衔接。此外,还要引导网络平台构建内部安全风险预警、风险消除和举报监督机制等刑事合规内控制度,具体落实刑法义务,从而形成国家和企业的协同共治,实现对网络平台的风险管控、归责和出罪机能以及对网络犯罪积极的一般预防。

大数据时代网络平台刑事风险的新应对

大数据时代下的“双层社会”为犯罪提供了新的空间,工具型网络犯罪与网络空间犯罪并存。技术变革发掘出数据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网络平台负有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然而当前刑事立法仍停留在保护信息系统安全上,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网络犯罪罪名突出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网络平台的犯罪风险进一步扩张。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这一专门化罪名在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威慑作用。在网络共治语境下,刑事合规对于网络平台而言具有风险社会下预防犯罪、功能主义下积极应变及司法实践中区分责任方面的重要意义,是网络平台降低犯罪风险、积极履行安全管理义务的可行路径,网络平台应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刑事合规建设。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刑事风险与规制

P2P网络贷款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交易模式,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而迅猛发展。但相比于国外P2P网络借贷平台相对安全的运营模式和较为完善的监管制度,我国大量出现的P2P网络借贷平台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风险,其中不乏众多刑事风险与漏洞。由于行业缺乏监管,乱象丛生,导致了一系列侵害投资者利益和扰乱金融秩序的恶性事件。P2P网络贷款平台自身介入借贷活动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是各界学者讨论的热点。对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风险应如何管控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网络暴力刑法治理的基本立场

私权模式的法律救济机制适配于对传统言语暴力的处理。网络暴力不应定位为个体之间的侵害,而应解读为社会系统性力量对个体施加的权利侵害,这使得网络暴力表现出不同于传统言语暴力的特性。私权模式的法律救济机制已然丧失现实基础,与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之间存在脱节的问题。有必要在以“国家—社会—个人”三元结构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来考虑对网络暴力的应对。个人在面临社会性压制时仰赖公权力的保护,故而网络暴力涉及的是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需要采取以公力救济为主导的法律机制,适用以事前规制为中心的风险规制法模式,并适度扩张刑法的介入范围。在刑法领域,立法层面需要考虑出台反网络暴力的领域法,并对侮辱罪、诽谤罪的刑法规定做出修正,司法层面需要采取功能主义立场,并将这种立场贯彻于具体的法教义学问题之中。

网络黑灰产上游犯罪的刑法规制

网络黑灰产业链中常见的上游行为主要有侵犯信息与虚假流量两类。利用能够规避或突破网络安全防护系统的软件技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想象竞合,而利用破坏性程序软件虚假注册的行为则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现行刑法无法对恶意注册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应通过刑事立法增设"妨害信息网络管理秩序罪",以保护包括互联网实名制在内的信息网络管理秩序。实践中可以以"大于半数规则"作为量化标准推定网络中立业务平台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中"明知"的成立。刑法应当密切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黑灰产犯罪结合带来的破坏。

“以网管网”背景下网络平台的刑法境遇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扮演着提供交换资源、承担组织调度的角色,已成为身处网络活动第一线的管理者。在法定义务以及与网民协定契约的共同塑造之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拥有了网络监管中的"软权力",进而引申出"以网管网"的命题。为了确保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积极履行"以网管网"职责,《刑法修正案(九)》引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该罪采取了概括式罪名模式,条文辐射的范围过宽,难以为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刑事追责提供确定性约束。鉴于此,裁判者应秉持"兼顾互联网行业发展与网络犯罪治理"的基本立场,严格拿捏"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规范依据与实质内容、责令改正意见的明确性以及义务违反与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限制要点,确定该罪名在司法适用中的法治边界,并尝试通过科学的释法来获取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正当的适用范式。

P2P网络借贷平台引发的经济犯罪与打防对策研究

P2P网络借贷平台发展迅猛,由于目前行业存在法律法规缺失、政府监管空白、商家资质良莠不齐等问题,导致涉及非法集资、合同诈骗等犯罪案件不断出现。公安经侦部门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强化情报信息工作,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执法合力,共同做好打击和防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