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

我国古代虽无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依旧博大精深。自周代区分狱、讼开始,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愈发精进,其重要成果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中。在体例上,立法者以高超的“提取公因式”技术实现了总则制定,以精妙的编纂技巧完成了由繁至简的体系化过程;在理论上,以德立法的文化熏陶出兼顾情理,以矜恤弱势群体、依法断罪、宽严相济为代表的诉讼原则;在制度上,典范性的规定贯穿于诉讼程序的起诉、举证以及审理阶段,发展出了颇为完备的诉讼制度。当前,法典编纂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推动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一方面应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法制中优秀的法律传统与诉讼规律,另一方面需兼容解决现实问题以保证立法的前瞻性。

新型民法权利实证化及其刑法评价——兼论新型民法实证权利的刑法法益化路径

《民法典》规定了诸多新型权利,“法益”概念是新型权利刑法保护的连接点。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坚持“法律—经济的财产说”,坚持相对“民法从属性”。新型权利被“法益”概念评价的路径可以分为形式路径和实质路径,前者是选取已经被确证的新型权利重要的侧面进行保护,后者则是一种彻底的从头思考之方式,对于新型权利的刑法评价应当坚持形式路径。《民法典》对个人信息权的规定方式并不影响刑法财产犯罪不予规制各类针对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对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的规定方式虽然对目前的刑法评价不具影响,但应当注意与人格属性相关的财产权;对虚拟财产的规定方式,刑法不应当注重权利概念之争,而是其符合财产之内核的侧面。

俄罗斯当代刑事立法关于犯罪概念的变革——兼与中国现行刑事立法相比较

俄罗斯1996年新刑法典关于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沿袭了1958年以来苏俄刑事立法采取的形式———实质概念模式。但是,新刑法典的规定和变革因批判地继承民族立法的传统,特别是反映俄罗斯刑事立法和刑法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显得更为科学和合逻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典关于犯罪概念的立法规定深受苏俄刑事立法的影响,但是,由于俄罗斯新刑法典的变革,两国关于犯罪概念的立法表述和内容有了较大的区别。这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研究,以资借鉴。

中国刑法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了解我国刑法的演进历程及其时代特色,对于全面深入了解中国法律体系、法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状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回首刑法变迁的历程尤其是中国现代刑法的演进,我国刑法立法逐渐走向开放、科学、民主。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仍主要体现为刑法典的体系,具有立法形式的成文法化、刑法理念的现实性、刑法结构的科学化、刑法内容的前瞻性等特点。我国刑法注重刑法理念的时代更新,强化刑法立法的法典化,坚持刑法改革的国际化,并深化新型犯罪的刑法治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也谈中国古代律典的性质和体例——以《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为中心

本着现代法理学的部门法理论原则 ,以《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为例 ,对中国古代律典的性质和编纂体例进行了详细论证分析。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古今对“刑法”、“犯罪”、“刑罚”三概念的理解截然不同 ,所谓“古代律典只是刑法典 ,其编纂体例是诸法分立、民刑有分”的观点是错误的。传统看法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作为律典的编纂体例是有其客观依据的 ,简单抛弃这一说法只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

杨度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争论

1902年开始的十年内,晚清政治高层围绕着刑律修订的不同意见而爆发了激烈的"礼法之争"。时逢资政院成立,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身份将新刑律按程序提交资政院审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涉及新旧刑律的区别,以及改颁新律的意义,其发言暗含对礼教的批判,从而正式将礼法争论的场所转移到了资政院内进行。通过审视杨度在资政院的这一发言,可以对研究晚清礼法之争作一个侧面的补充,同时也对立法过程中传统的扬弃问题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唐律》与现行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比较研究

在将《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过失的内涵与处罚规定比较中,人们不难发现,《唐律》关于过失的内涵规定缺乏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现行刑法则规范合理;在处罚方面,《唐律》既有不可避免的封建特质,又有可供现行刑法借鉴之处。

张之洞的法律思想(二)

张之洞论法律之提要:1)崇仰封建旧法,特别是《大清律例》,主张执法从严从重。2)要求变法修律、学习西法,但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司法独立。3)批评新订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和《刑事民事诉讼法》,认为刑罚太轻,违背礼教,不适用于中国。4)重视办学,宣扬办学宗旨,制定学堂章程,特别是强调办专门的法律学堂。5)办理中外交涉有不亢不卑之处,但教案处理也有不当的地方。更有为了争取外国支持、为了支付赔款而出卖国土的思想。张之洞作为清末重臣,其法律思想既有保守的成分,即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有新的创建,后者对后世法律建设颇有启发和影响。

张之洞的法律思想(一)

张之洞论法律之提要:1)崇扬封建旧法,特别是《大清律例》,主张执法从严从重。2)要求变法修律、学习西法,但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司法独立。3)批评新订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和《刑事民事诉讼法》,认为刑罚太轻,违背礼教,不适用于中国。4)重视办学,宣扬办学宗旨,制定学堂章程,特别是强调办专门的法律学堂。5)办理中外交涉有不亢不卑之处,但教案处理也有不当的地方。更有为了争取外国支持、为了支付赔款而出卖国土的思想。张之洞作为清末重臣,其法律思想既有保守的成分,即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有新的创建,后者对后世法律建设颇有启发和影响。

97刑法典颁行20年的基本回顾与完善展望

1997年刑法典(简称97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立法的经典之作。它开启了罪刑法定时代,筑起了人权保障的刑事法治防线,开辟了刑法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刑法走向世界的基础。立法机关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联动刑事政策指导立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时修法予以回应,注重促进立法与理论的良好互动态势,始终保持刑法立法的适度活性,使刑法典在不断修改中得以完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完善中国97刑法典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刑法修正案仍是修法的"新常态"模式,目前全面修订97刑法典为时过早。应高举立法科学化的伟大旗帜,不断强化中国刑法典的时代适宜性。应加强对刑法总则的理论部分的修改工作,抓好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重大和新兴领域的立法修改工作。

法国刑法中间谍罪既遂形态认定对中国司法实践的启示

间谍罪是中法两国国家安全犯罪中重点打击的一类犯罪。根据《法国刑法典》中间谍罪有关条文的表述,按照法益侵害性和社会危险性的大小,间谍行为的既遂形态有严格等级划分。我国《反间谍法》规定的五项间谍行为划入《刑法》间谍罪的规制范围之内仅只有两项,因此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间谍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问题。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国间谍行为既遂形态的差异,为中国间谍行为规制的立法和司法提供有益借鉴。

试析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不起诉制度

不起诉与免予起诉的法律后果都是不受刑罚的处罚 ,采用的程序也基本相同 ,但性质和适用条件根本不同。免予起诉制度取消 ,有利于维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有利于维护被告人获得辩护权 ,有利于界定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同时 ,对新刑事诉讼法不完善之处应加以细化。

问题与愿景:中国刑法学转型发展的省思

以规范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核心旨趣、以刑法文本解读为基本范式的教义刑法学,乃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学知识的主流方法论。苏联刑法学和借鉴自苏联的新中国刑法学,在方法论层面追根溯源都是19世纪欧陆特别是德国刑法学的扬弃,属于教义刑法学知识谱系,因此在中国刑法学语境中,或许存在教义学深化的持续问题,但并不存在所谓教义学转型的特别问题。中国刑法学需要以知识涌现和变革推动转型升级,但这种转型不应当是唯一、排他的纯粹理性建构主义过程,而应当放大与开阔时空观念,既要在中国与世界之间顾盼,推动与全球多元刑事法治文明的交流互鉴,又要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流连,体现对中华本土刑事法治文明的尊重赓续,以内生性与开放化兼具的代际整合姿态完成中国刑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中国式现代化转型。

法律移植与中国刑法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中心

《大清新刑律》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产物 ,从体系到内容都移植了西方刑法。它遭到礼教派的种种责难 ,这表明清末移植西方刑法的艰难。虽然《大清新刑律》在清末没有得到实施 ,但它的颁布使中国刑法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并成为民国时期刑法的重要历史渊源。

深化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重点问题探讨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深化司法改革的新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新修改势必提上日程。本文主张,此次修改应体现以下重要内容:第一,将保障人权列为立法的宗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第二,保障人民法院独立公正审判,完善管辖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第三,践行庭审实质化,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第四,完善辩护制度,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第五,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一章中。

大清刑律草案签注考论

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签注是研究《大清刑律》和"礼法之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本文利用诸多历史文献,对1908—1909年之间,中央部院、地方督抚的签注做了系统梳理,考证其文献来源、整理要点、上呈过程和表现形式,澄清以往研究中不清楚甚至错误的地方,辨析了签注的形成过程及其中的倾向性意见,分析了签注在《大清刑律》制定中影响和作用有限的原因。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作为沈家本在法律领域贯彻"思想革命"的代表作,其得失是与政治领域的立宪运动同步的,由签注所引发的"礼法之争"的本质不是中西、新旧之争,而是法律领域"改良还是革命"的"主义"之争。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既与中国自身的状况相脱节,也不符合法律自身的演进规律,是一次有着严重缺陷的立法实践。

新型权利入民法典对刑法犯罪评价的影响

为适应时代发展以及应对因民事立法阙如而引发的权利失范现象,民法典编纂增加了个人信息权、虚拟财产权等新型权利,实现了新型权利的法定化。权利保护是民法和刑法共同的中心话语,对新型权利入民法典之法现象,不能仅从民法的角度加以认识,还应当从整体法秩序视角审视其对刑法犯罪评价的影响。刑法应正确认识新型权利从失范到规范的整体法效应,并顺势完成从民法新型权利保护到刑法犯罪评价的话语转换:在法教义层面,以新型权利为参照甄别值得刑法保护的新型法益,实现法益保护范围的有序扩张;在法规范层面,以新型规范为支撑还原犯罪双重违法性判断,确保刑事犯罪圈的合理收缩;在法秩序层面,以整体法秩序为基础重释刑法保障法原理,妥善安置民法与刑法的体系位置。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成书及影响考

本文通过考察在晚清留日学生译书热潮之中《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的译辑过程及其最终的成书,探讨晚清师法日本的取向以及中日两国法律文化交流的情况。《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南洋公学支持,邀集众多留日学生译辑完成的一部译著。此译著是晚清留日学生译著中较为系统、质量较高的一部,笔者拟考察其译印过程、内容、特点以及版本等问题并总结其对于晚清政治改革以及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

刑法立法是现代刑事法治建设的基础——高铭暄教授刑法立法活动及立法思想之考察

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高铭暄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的杰出代表,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参与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创建和发展完善工作是高铭暄教授辉煌学术人生中格外耀眼的一个部分,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创制的刑法学者,是参与1997年《刑法》研拟的主要学者之一,也是长期多次参与修正完善《刑法》的学者之一.亲历当年的刑法立法实践并注重对刑法立法领域问题的研究,高铭暄教授形成了一整套刑法立法思想.在1979年《刑法》颁布的背景下,高铭暄教授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包括在刑法立法宏观问题和应当如何修改1979年《刑法》方面的若干主张;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高铭暄教授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涉及1997年《刑法》的特色,关于我国刑法立法工作规律性、统领性问题的见解,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立法若干原则性问题的主张,以及关于完善刑法若干具体议题的建言等几个方面.高铭暄教授所撰著、编辑的刑法立法方面的著作和书籍,也是他对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重要贡献.总之,高铭暄教授的刑法立法活动和立法思想是新中国刑法立法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写照,对之考察研究很有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公安经侦部门如何正确应对措施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给公安机关的执法理念、侦查办案模式、运用法律水平、履职能力、执法体制带来巨大的挑战。公安经侦部门作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执法部门,面临着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公安经侦部门及其民警应理性对待刑诉法修改,正视面临的问题,主动更新执法理念、转变传统侦查模式、完善执法制度、增强执法保障、提高执法办案能力,积极应对挑战,更好地打击犯罪,服务经济建设,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