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层治理变革的设计、争议与困境——以城镇乡地方自治区域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改变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城镇乡三种自治区域的界定,事实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县以下没有建制化治理空间存在的现实。在自治区域的划分上,基本的原则依然是尊重传统,依照基层社会的“固有境界”而划分各级自治区域,这事实上将传统的治理传统和自然聚落制度化和正式化。城镇乡三个层次的自治区域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治理空间,对后世的基层治理制度和治理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庚子事变后南洋华人对新政改革的评议与倡导——以新加坡华文报刊《叻报》为中心的探讨(1900-1901)

义和团运动后,为了挽回声誉,重振民心,维护清廷的继续统治,刚刚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就颁布诏令启动变法,让社会各界各抒己见,由此拉开十年新政序幕。华文报刊《叻报》在1900年前后紧跟清廷的时局,积极报道义和团的动向和战争的进程,并对运动的失败和时局的败坏痛心疾首。当1901年初两宫诏令新政后,《叻报》仍然紧密关注清廷的动向,大量转载国内与改革变法相关的奏折和文章,并为新政建言献策,其中隐含着南洋华人群体希望国家民族自立与强大的爱国之情。

清末东北新政与东北城市早期近代化的发展趋向

以赵尔巽、徐世昌和锡良为代表的东北地方当局领导的清末东北新政改革,是东北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社会改革。虽然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这场变迁推动了东北城市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东北城市文化形态与习俗风尚向近代化转变,也促进了东北城市行政机构与市政建设的近代化转型,特别是对东北城市早期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时,清王朝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决定了东北城市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必然受到制约。

清末教育“新政”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以《教育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1901年,清政府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挽救日益衰落的统治,开始实行"新政",教育"新政"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至光宣之际进入高潮,不仅废除了科举制度,而且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围绕教育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但透过这一时期各省的《教育官报》,可以发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背后,存在着经费投入不足,政府管理缺失;乡民抵制新学,官员敷衍塞责;新式师资缺乏,学堂生源不足;教育内容滞后,学堂环境恶劣等诸多方面的困境。导致清末教育"新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一是教育宗旨错位,办学者观念僵化;二是办学责任不明,素养参差不齐;三是民众对新教育认同度低,因废科举产生的文化归属感缺失;四是地方乡绅、"恶棍"把持学款,导致教育经费严重匮乏。尽管清末教育"新政"相对清末其他方面的改革最有成效,但也昭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教育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经费筹措与支出模式解析

清末新政时期,面对兴学经费短缺的情况,清政府不得不开辟出多种渠道并存的经费筹措模式,而在经费支出模式上则采取了偏重失衡的方式。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和清政府财政实情的制约,而且还与兴学官员的教育理念及兴学实践有着密切联系。这种经费筹措与支出的模式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端方:一个满族官员的民族主义及其政治取向

20世纪初,端方等官员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已不止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面临瓜分境地;在此关头,惟有努力改革,方可自强。在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上,端方既认同各族群统一的中国,又希望保持大清朝的统治,他主张平满汉畛域,融合国内各民族。端方的主张和认识,显示了中国政治和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向。

魏光焘与清末云南新政

魏光焘主政云南之际,正是清政府实行清末新政的重要时期。针对云南偏远、落后之状,魏光焘在任内采用设置课吏馆、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和创办新式学堂等举措,大力推行云南新政。尽管未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云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辛亥革命与禁烟运动

清末禁烟新政虽然卓有成效 ,但却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覆亡命运 ,反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 ,自然也影响到了正在进行的禁烟运动。辛亥革命初期 ,由于政局动荡 ,禁烟运动受到了阻碍 ;而革命政权一旦稳固 ,中央及各地革命政府便立即将禁烟提上日程 ,雷厉风行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进一步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发展。袁世凯窃国后 ,因辛亥革命的成果尚留余波 ,故禁烟运动仍能继续发展。而辛亥革命的成果一旦被破坏殆尽 ,陷入军阀混战 ,则禁烟运动便沦没于无形之中。革命固然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阵痛 ,但却能使整个社会得以新生 ,而否定革命成果 ,则必然为社会近代化进程带来莫大危害。民主革命与社会近代化建设之辩证关系 ,由此可见一斑。

清末新政时期东北经济改革述论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开始实施新政。在新政中，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变法”对当地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改革没有改变东北地区被帝国主义国家争相掠夺的状况，也没有挽救清政府的统治。

略论民国时期河南地方的监狱建设

民国时期的监狱建设在继承了清末监狱改良的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河南近代监狱制度确立和发展的实质性阶段,其机构设置和制度运行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阶段既表现出相当的承继性,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

论清末东北“新政”时期的开埠通商政策

东北是清朝发源之地,却在19世纪末20在世纪初承受着外侵的"围攻"。清末"新政"虽然以立宪为幌子维护清政府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但东北地方官员励精图治,为图强抵外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策略。开埠通商政策从提出到落实,饱含着清政府官员爱国图强的愿望和忠心,然而也承受着腐败统治和强大外侵的抵触和压榨,使得开埠通商政策实施步履维艰,因而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但给我们后人的启示不可泯灭,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实力,才能立足于国际平等地位中。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与袁世凯实施措施的比较

庚子之变尚未结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就开始推行"新政",希望借此挽救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这次"新政"包括对官制,兵制,工商业等方面的改革。新政困难重重,在资金,人才等方面都有严重困难,所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而整个"新政"中成绩最好的无疑是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从1901年11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到1907年升任外务部尚书兼北洋大臣,前后六年间,直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农业,教育,金融,军事等都走在全国前列。这也是袁世凯日后权势日重,声望日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次新政同时进行,所采取的政策,指导思想等也均相同或相似,但是结果却差距很大。因此希望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更清晰地了解当时的历史。

清末汝宁府州县新政的施行及成效

学界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清末国家及省域层面新政实施的情况,而对县域新政考察不足。清末实施新政后,汝宁府所辖州县的经济和新式教育都得到了发展,并进行了一定的地方自治和警政建设,但清末新政以牺牲民众利益来维护清朝统治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残暴,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清末新政时期士绅在地方自治中的变化

在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中,士绅阶层是重要的力量。他们的积极加入,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由于清末社会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士绅阶层为了谋求新的社会利益,使得其在地方自治运动中的权力和角色都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虽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国家能力的削弱及割裂: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的困境

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关键时期,面对王朝将倾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企图通过全面改变原有的政治架构来达到重新集权的目的。匆忙的官制改革削弱了国家调控能力,不成功的经济改革减少了国家汲取能力,科举制取消后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降低了国家合法化能力,谘议局的产生解构了国家强制能力,从这四个变量的观察可以梳理出新政改革在推行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家在近代化的转型中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导致清末新政立宪改革和国家建设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