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的影响——从“五四”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考察

考察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应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入手。文化的自主性决定了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自主性,而文化自主性的形成,又未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期间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的覆灭、国民革命的高涨和转折、抗日战争的爆发等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运动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针对文艺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而在抗战背景下,强调民族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文化根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文艺观也在此过程中日益凸显。这种文艺观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产生了强大影响。认识这段历史,对我们思考新时代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特定地域的民间文化传统存在直接渊源关系,更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及其规约密切关联,是陕北传统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相遇合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及其深刻影响,无不决定了其作为一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关于该论题的相关研究,却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既是关于一个特定历史事件及人们认识过程的回顾,也是关于学术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思。

论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语境

陕北秧歌是植根于乡土世界与民众精神之中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民间文化形式之一。20世纪40年代,这一传统民间文化形式被发现并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建构与发展的全新轨辙。中国左翼革命对"民间"的发现以及借助对传统民俗活动的挖掘与利用来建构其文化新秩序的策略实施,使借鉴民间传统秧歌的表演形式而创造的新秧歌有了发生的契机,新秧歌运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得以展开。

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建构解放区革命文艺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对改造民间社会及其民众思想,特别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秧歌运动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指向,在使延安知识分子发挥自身职能专长参与革命文艺秩序建构的同时,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与思想改造过程。特定政治权力和大众意识的双重趋迫下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及其文化性格的重塑,在这场以改造置换乡土民间艺术使之适用于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建构的文艺运动中得到了富有意味的呈示。

近现代文学大众化话语的发生与衍化

从近代文学革命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的文学实践,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放弃"大众化"的努力。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文学不仅承载着审美使命,更肩负着改造中国政治,改造国民灵魂,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重任。从文学民间大众话语的发生、转换到改造、确立,无论"大众化"的话语内涵如何转换,它始终坚持并追求着"化大众"的目标。然而,在承接"大众化"旗帜的时候,1958年"新民歌运动"在欲将民间文化资源作为文学的最终归宿时,为文学大众化画上了句号。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新秧歌运动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不仅是一次文艺改革运动,更是一场动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为发挥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新秧歌运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依据。明确秧歌创作把思想性放在首位,为实现秧歌运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贴近人民生活的新秧歌内容真正满足了老百姓的需要,为新秧歌运动政治动员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定位。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接受力,为新秧歌运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离合之间:鲁迅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关于鲁迅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的认识,对于评价鲁迅、对于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都是关键性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历来有分歧。本文认为,鲁迅在那场运动中,并不是主将,而是作为文艺战士的身份出现的。他的呐喊,并非有人认为的是违心和其他功利目的驱使的结果,而是自觉和真实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与当时的同人以鲜明的、合作的现代姿态出现,但鲁迅同时保持自我独立的姿态,抒写了一段属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又属于自己的独特历史。

论1937—1942年延安文艺报刊在经济困境中的出版与发行制度改革

1937到1942年间,延安文艺报刊的出版之所以能在经济困难中保持活跃与发行制度改革息息相关。1941年以前,供给制运作机制中的延安文艺报刊,其发行主要是以去市场化的赠送制为主。赠送制在保证延安文艺报刊事业的萌发与完成模范边区传播任务的同时,也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皖南事变后,严峻的经济形势促使延安的报刊发行制度由以往的赠送制改为购买制。发行制度的改革,一方面为延安文艺报刊的出版发行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使其在经济困境中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延安文艺报刊发行网络的发展,使其传播范围与传播效率大为提高。这一切都为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

历史转变中的二元对立--对1915-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社会性考察

文学理论的构建不仅包含了文学的自觉,还包含了时代中形成的社会性诉求。新文化运动是诸多激进知识分子立足个体性的理想主体探索新的社会结构的尝试,它以文学为阵地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所承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有了冲突,二者也在"怎么写"和"怎么做"的问题中充当了各自不同的角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价值在于为这些二元对立找到了弥合的方法,融合二元所形成的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所在。其在回应"怎么写"问题的同时,也回应了"怎么做"问题。

新文化理念下的旧文艺试验--1930年代顾颉刚的通俗文艺实践述论

1933年顾颉刚以燕京大学为背景投入通俗文艺运动,之后成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办各种刊物,运用鼓词等文艺形式将现代思想灌输给民众。顾颉刚提倡"旧瓶装新酒"的文艺策略,这种理论倡导存在一定弊端,即旧形式与新内容难以有机融合。为了将通俗文艺作品达于大众之手,顾颉刚耗费精力从事销售、发行。这项志业做得十分艰难,既要与老牌旧书店合作,也要与新式书店合作进一步扩大影响,同时还要注意民众的精神需求。顾颉刚的通俗文艺实践是"五四"新文化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读书人激励民气,培养民众现代国民意识的表现。

从舞蹈的视角看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艺精神与当代价值

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学界对于延安文艺时期舞蹈艺术的深入研究和显性研究还不够,还未全面准确地反映舞蹈艺术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以新秧歌运动为代表的民间歌舞成为最及时、最显性的艺术样式,不仅呈现出文艺的新面貌新气象,更加反映出歌舞在延安文艺时期的独特价值与内涵。虽然延安新秧歌运动孕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不可复制,但我们需要从更纵深的时空来审视其长远的文艺精神与当代价值。首先,延安新秧歌运动确立了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新主体、新路径和新内涵。其次,延安新秧歌运动在“新”与“旧”的表达与转换中建立了与时代、与传统紧密联系的价值追求。最后,延安新秧歌运动体现出舞蹈艺术视觉传播和身体传播的独特价值与影响。以“新秧歌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民间舞蹈在那个特定时空所表现出的极大的适应性与流传性,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今天民族民间舞蹈在都市中的发展与传播。我们回顾延安文艺时期的现象与精神,不是为了回到延安,而是需要从延安再出发,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探索来促进新时代文艺的发展。

秧歌革命化与创造民族新文艺——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史视野下的考察

秧歌是革命文艺的重要符号。一般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秧歌纳入革命文艺话语的转折点。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也被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形塑革命文艺的经典案例。回到历史的现场,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新秧歌运动也是延安戏剧运动乃至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逻辑产物。除了政治与文艺构成的张力之外,秧歌固有之歌舞性与新秧歌运动中引入的戏剧性之间的张力,是推动革命化秧歌从"新秧歌"到"秧歌剧"再到"新歌剧"流变的又一力量。而在这条向着"新歌剧"目标前行的艺术道路上,又渗透着五四以来进步文化人为民族创造新文艺的一贯努力。秧歌与革命的故事提示人们:党的百年文艺史固然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塑造史,但文艺也不是全然被动、被改造的对象,而是通过与政治的积极互动,在民族转型和复兴的过程中变革自己的面貌,开辟前行的道路。

作为“方法”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歌剧《白毛女》的文化命运为中心

歌剧《白毛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直接产物。作为创造新歌剧的实践成果和延安新秧歌运动的逻辑展开,《白毛女》从立意、内容、体裁和形式各方面都贯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白毛女》被认为是中国新歌剧的典范之作,以它为参照系的新歌剧理论争鸣,深化了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理解。同时,《白毛女》常驻舞台并被各种艺术门类征用,成为红色经典中跨门类改编最多的热门“IP”之一,使其承载的革命斗争故事得到了充分传播,更广泛地实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求文艺承担的宣传、教育群众的功能。对《白毛女》文化命运的考察,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方法”的重要意义,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