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职实践与父职红利的阶层异质性——基于四期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4—2020年四期CFPS数据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的父亲的育儿投入状况与父职红利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的育儿投入总体较少,但相较其他父亲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阶层地位较高的父亲的育儿投入较多。生育对男性工资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惩罚”效应,但这种“惩罚”效应主要存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职业阶层地位较高的群体之中。上述结果表明,新父职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父职惩罚”与父亲的社会阶层高度相关。未来应鼓励阶层地位较低的父亲更多地承担育儿责任,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男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减少因育儿导致的对父亲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论长寿内卷化

进入长寿时代后,农村老年人在其高龄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伴随其机体衰退,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坠入巨大的生活风险之中。结合中国传统的老龄观,通过对“内卷化”这一概念的辨析和创造性转化,可以构建“长寿内卷化”的概念,以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态。当高龄老年人的生命历程步入内卷点之后,其寿命虽然仍然在延长,但由于各种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和影响,生命质量却开始下滑,与理想状态相反的是,这段生命历程将持续进入病寿、苦寿、辱寿等单一存在或同时并存的生活风险状态;当这一曲线下滑至接近生命质量轴的交叉点时,它意味着高龄老年人生命主动或被动的终结。支撑从长寿内卷化到生活风险发生的机制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通过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向高龄老年人转移。秉持积极老龄观,加强政策干预,实现长寿去内卷化,是长寿时代所必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长寿内卷化”,不仅对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具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将来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况。

人口变化形势下教育推动人才红利发展的科学逻辑

随着我国人口构成的演变,基于劳动人口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正逐渐向高技能和高素质的“人才红利”转型。由于劳动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依赖要素和投资的拉动转向了创新驱动,而人力资本已经变成了决定产业结构未来调整、升级和选择新型工业化路径的关键要素。当前,生产力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迫切需要在完善人口增长策略的前提下,搭建一个能够促进人才红利扩大的教育思维框架。在进一步深化人才评估机制的改革过程中,需要适应人口和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全面发挥人才优势,以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

新人口红利视阈下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及对策——基于2011-2015年经济数据分析

对近五年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情况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存在农民工增长率逐年下降、农民工参训率仍然偏低、农业技能培训占比较低、高级以上技工培训占比太低等问题。需要完善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政策法律体系,实现农民工职业培训资金投入多元化,加强农业技能培训,加大中高级技师培训力度。

人口红利理论研究与扩展——中国特色人口转变的视角

在对人口红利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转变的道路,对人口红利的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提出中国在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之际,应该关注不同区域人口发展状况的差异性,以劳动力流动作为中国未来收获新人口红利的一种特有机制,以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作为获得新人口红利的核心源泉,以期为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尤其是如何合理有序引导劳动力的流动等方面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奠定理论基础。

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大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同时,人口的长期负增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也会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综合影响。为此,本刊特邀原新、杜鹏、童玉芬、陆杰华四位资深人口学家就人口负增长所涉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推进提供智识参考。原新教授从演进视角研判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指出要积极寻找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杜鹏教授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分析了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的人口变化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对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进行了阐释;童玉芬教授则在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综合人口现象的基础上,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探讨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对策;陆杰华教授考察了曾先于我国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应对经验,并给出这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面对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优化人口素质结构,为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作出贡献。

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存在与否?——基于人力资本的门槛回归

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要素配置低效率的背景下,对结构红利假说赋予绿色的含义,选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的同时,研究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上,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的存在性和差异性。结果显示: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低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负利";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中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红利";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高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又产生"新结构负利"。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最高,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的"新结构红利"最小。各省市突出自身比较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坚持市场化改革,推动就业结构改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良性互动,倡导和营造一个创新的软环境,能够有效提高中国绿色经济效率。

中国人口新常态与新型人口红利研究

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发生了结构性与趋势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等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新常态。在人口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曾经以充足劳动力和较低抚养比为主导的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为主导的新型人口红利正在产生。对当前新型人口红利的开发与利用可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机制。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作为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摸式成功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自然试验场景。通过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本文发现:尽管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均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但二者难以单独发挥作用。只有当“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时,才能引致经济发展质量的持续提高。综合运用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长时段跨国数据,本文以GDP、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速变化作为衡量指标,就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动力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低位震荡逐渐转向平衡增长,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结构逐渐趋于优化,开放效应与学习效应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加大。新型城镇化作为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在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对人口红利消失和新型城镇化现实考察及内在关联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给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从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优先设计、全民参与五个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人口红利的视角

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可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土地流转虽然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也存在"非粮化"现象严重、保障机制不健全、运作欠规范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保制度不健全和土地收益分享机制不完善、土地产权不清晰与流转市场监管缺位、土地流转市场机制缺失和农民缺少技能培训、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和现代农业欠发达。应通过健全农村社保制度、完善土地流转法规体系、培育土地流转服务市场和发展涉农金融创新服务等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农村留守人口人力资源开发的职业教育培训支持逻辑和策略选择

农村留守人口是我国乡村人口转移后形成的特殊群体,而基于留守人口进行职业教育培训路径的人力资源开发,创生新的人口红利,对于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留守人口蕴藏着人力资源开发的潜能,但是我国现有职业教育培训却存在供给不足,缺乏前瞻性规划;供需失衡,缺乏科学性论证等问题。要赋能农村留守人口,就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职业教育培训策略,这就是要遵循有教无类理念,奠定留守人口可行能力提升的基础;坚持分类施教方针,催生留守人口人力资源开发新红利;依托数字乡村建设,搭建留守人口人力资源开发新平台。

经济新常态、人口红利衰减与经济增长

构建由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和人口规模因子所共同决定的经济增长综合指数,并基于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从全国和八大经济区域两个层面分阶段研究各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了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在新常态下,所有区域的人口红利衰减都表现出了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用,其中东北地区面临着人口红利和人口规模缩减的双重挑战,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大西北地区则面临着人口红利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双重抑制效应。

移动社交红利背景下社交共享零售的创新及其影响

近年来,社交共享零售产生于共享经济、社交电商、共享零售的背景之下,并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新的零售模式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社交共享零售企业通过提供共享资源实现平台与消费者的双赢,形成新的商业运营模式。在商业理念方面,社交共享零售的创新表现为流量理念、利他理念、蝴蝶效应理念;在商业模式方面,社交共享零售的创新表现为,在商品销售上采取社交共享零售方式,在消费者角色上由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平台的共同经营者,在会员准入模式上消费者投入较少创业资金即可成为贵宾会员。商业模式的创新使社交共享零售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快速裂变性,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与传统电商相比,社交共享零售在客户来源模式上实现了裂变式增长,在客户关系上自然形成了忠诚的会员用户,在渠道拓展模式上主要以诱发渠道拓展为主,在收益方式上实现了创业礼包消费收入和进销差价双项收入。这些方面的转变将对传统电商和零售企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当然,社交共享零售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展偏离误入传销模式、消费返利运作模式良莠不齐、行业内部监管不完善等,对此传统电商和零售企业应予以充分理解并运用社交共享零售的理念和商业模式进行战略调整。但无论如何,移动社交红利背景下,社交共享零售都是未来发展方向,传统电商与零售企业的社交共享化是大势所趋。

新土改将释放农村巨量沉睡资产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土地政策方面走得很远,给出难以想象的大礼包。三个政策红利:农村承包地经营权的抵押、入股、转让权,农村宅基地试点抵押、退出、转让权,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如果政策运用到位,就能够改变目前资金从本来贫穷的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以此从根本上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未来的重点应该是小心布局,让其政策红利尽可能多地释放出来。

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新政相关问题的探讨

2018年11月,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联合就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提出了6点意见,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针对股份回购新政,通过对股份回购的监管演进、功能作用、实施效果、理论问题及其与再融资管制的联系等方面的探讨,研究表明:股份回购新政有利于优化和完善上市公司支付政策(尤其是现金股利政策)的完整性、协调性和平稳性;建议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信息披露的监管,继续放松股份回购资金来源限制,回应投资者关切,以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利益保护水平。

在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新经济要发挥引领作用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要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格局。而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存在平衡发展战略与不平衡发展战略两种战略选择。一个经济体越过起飞阶段转向成熟阶段,意味着结构性红利的消失,结构性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基础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战略相应地要做出从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平衡发展战略的调整。然而这只适用于生产力一直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生产力水平如果发生重大变化,必然会带来结构变化,形成新的结构性红利,创造出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前提。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正在创造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在新技术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就是要发挥新经济的引领作用。新经济的影响是横向的,带有全局性,发挥新经济的作用有利于利用我国的结构性双面优势,创造新的结构性红利和提升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改革视角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红利及其释放路径

作为改革红利的一部分,新型城镇化红利是指在已有城镇化发展基础上,通过协同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以制度创新为手段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后减少的城镇化成本或增加的城镇化收益。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制度改革创新提高了生产率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释放出改革红利。新型城镇化红利包括五大方面:新人口红利、新土地红利、新产业红利、新生态红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红利。从改革视角来看,中国主要依靠制度协同创新来释放新型城镇化红利,可能的八条释放路径为:户籍分类制度改革、劳动力分类培养改革、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生态补偿和耕地保护制度改革、区域合作制度改革、非公资本参与国资项目制度改革、服务业发展改革、权力清单和政绩考核机制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4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大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转型,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型,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型。这些转型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也是解释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是判断未来经济走向的基本依据。但这些转型仍有不彻底的地方,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只有实施供给侧改革,才能使这些转型向着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变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制度的深层问题,核心任务还在于通过制度改革解决要素的最优配置。通过制度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这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举措,更是未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人口红利”缺失下“美丽乡村”建设刍议——河南省“拆村并居”的反思

营建"美丽乡村"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升华,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后的人口红利缺失下,显得更为重要。结合对农村的现状调研和欧美发达国家农村社区构建的成功经验,遵循政府主导、大众参与、区别对待、经济驱动、前瞻规划、阶段实施等原则,在甄别和保护传统古村落的前提下,采用创新土地管理、合理布局与规模、优化建造技术、培育文化与农业科技、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等措施,打造具有独特风格和特色魅力的新型乡村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