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安全观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

安全观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亚,中国新安全观和美国现实主义安全观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合作安全体系和军事同盟体系的并存兼容,并且二者的并存兼容已经成为东亚和平的基础。但是,这两种安全体系的兼容是不对等的,并存也是不平衡的,这是东亚"虽有和平、但地区热点频发"的重要原因。对中国来说,可以在合作安全的基础上构建强化型合作安全模式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取得"对等兼容"和"平衡并存"。未来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趋势取决于美国军事同盟的强化能够走多远和中美之间能否建成新型大国关系。

2015年中美亚太新秩序博弈激烈复杂

2015年是亚太秩序深刻重塑与大国博弈激烈复杂的重要一年。亚太格局呈现为六大力量即中、美、日、东盟、印度和俄罗斯,美日同盟与中俄战略协作两大"集群"此消彼长,中美博弈成为左右亚太格局的主要矛盾。美国奥巴马政府着力"转向亚太",强化军事优势,加强经济攻势,投机取巧利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竭力谋求亚太秩序主导权。中国扎实经略周边,发挥经济特长,强化安全能力,力争亚太秩序主动权。中美以地区多边机制为工具、复杂博弈亚太经济新秩序,呈现"分庭抗礼"之势。中美以南海为焦点、激烈博弈亚太安全新秩序,呈现"美攻中守"之势。

20世纪前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20世纪前期的近半个世纪,东亚的国际关系经历了从列强共同掌控到日本逐渐独霸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日本始终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角,东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日本对中国不断的侵略。虽然华盛顿体系维系了一段时间的东亚稳定,但日本的东亚政策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拼凑起了"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日本昭和研究会与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在东北扶植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彻底抛弃了"协调外交",全力推进"大陆政策"。日本知识分子自发组织成立了国策研究机构———昭和研究会,该会集结了日本知识界的"精英",在近卫组阁、近卫内阁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方面贡献了"智慧"。"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协同主义理论,要以协同主义来取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改变中国政府的对日抗战政策,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昭和研究会的协同主义理论以实现日本独霸东亚为目的,与日本军部明火执仗的武力侵略中国并无二致。这一理论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宣告破产。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民间智库的活动与影响——以昭和研究会为核心的考察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战争体制下,日本部分知识分子自发建立民间国策研究机构,表达对国家有担当、对社会有贡献的意愿,以智力协助战争。昭和研究会就是其中典型的民间智库组织。昭和研究会成立于1933年12月,1940年11月参加近卫新体制的大政翼赞会自动解散。昭和研究会作为近卫文麿的智囊而闻名朝野,其提出的“协同主义”理论,阐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为野蛮的侵略战争贴上“文明”“文化”的标签。本文通过昭和研究会的宗旨、理论、活动等,分析昭和研究会作为民间智库支持战争的行径,揭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拓展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解构与中日关系的现实重构

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三次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内,古代东亚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在日本试图构建并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内,中日关系是以"应战—挑战"为基本模式的"被侵略—侵略"关系。美国在粉碎"大东亚"构想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主导了二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旧金山体制迄今为止仍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并规制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研究

在1937-1945年的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东亚地区存在着两种国际秩序的较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以"共存共荣"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了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初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但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昙花一现。

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

1938年的三次"近卫声明",都是日本政府为找到一个代表中国的谈判对手达到其侵略的目标而发布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打开了诱降的大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声明则是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和汪精卫暗通日本的情况下发布的,完全体现了政治谋略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国民政府。三次近卫声明之中,以第二次近卫声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

货币秩序与日本殖民体系的扩展--“大东亚金融圈”的再审视

国际秩序的转型及管理涉及政治军事层面,也包含经济金融层面。实际上,历次全球秩序或地区秩序的变革,都紧紧围绕着经济金融上的大变动。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货币制度"。日本在推动其"满蒙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时,同样也伴随着一个日元侵略和"日元本位"的建立过程,日元秩序的构建在日本地缘战略的实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货币凭借其本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制度性属性和结构性属性,营造了有利于霸权建立及霸权维持的外部环境。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在华“现地国民运动”——以“上海青年团”为中心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为了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促进国民协力战争,日本政府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成立各种国民运动组织。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1939年2月,在总领事馆的推动下成立了现地青年运动组织"上海青年俱乐部",1940年8月更名为"上海青年团"。"上海青年团"成为上海现地国民运动的核心组织,在"大东亚新秩序"理念下开展翼赞活动,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国策服务。

新发展格局下RCEP签署与东亚区域经贸合作的中国策略

作为目前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和贸易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的签署将推动东亚区域自由贸易水平的显著提升,也将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RCEP的签署还能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发挥积极效应。在中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RCEP将加快提升中国与国际市场的生产合作和贸易流通,以更加畅通的全球产业上下游关系促进国内大循环发展。同时,也应注意到,RCEP的生效将给中国国内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与RCEP涵盖的条款,可以视为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外部政策支持。中国要运用好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促进东亚区域经贸合作的关系,充分利用签署的RCEP协定,切实降低双边和诸边贸易投资壁垒,为成员国的企业提供更加优质和高效的营商环境。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20世纪前期日本与东亚国际关系

20世纪前期,东亚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最大的特征在于日本的崛起。它奉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是该时期东亚所有大规模战争的肇事者。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东亚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为约束日本独霸东亚的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建立起了华盛顿体系。但日本的东亚政策目标是"破旧立新",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并为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英美开战,彻底打破华盛顿体系,建立日本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独霸东亚的对外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抵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视角下的日本外交

华夷秩序是东亚第一个有自身特点的地区秩序结构,日本与华夷秩序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松散关系。"大东亚新秩序"是日本主导的、以武力构建的、排除非东方国家的秩序结构,因其以反人类的武力为实施手段和维系纽带,最终以失败告终。旧金山体制是美国将西方的国际法规则用于规范东方社会的一种结果,日本以"非正常国家"身份置于其中。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始追求国家的"正常化",其最终目标是再次构建日本主导下的东亚地区秩序。

秩序失范、中美关系与东亚新秩序

近年来,东亚地区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秩序失范。东亚的秩序失范在东亚的地缘空间、话语空间、价值空间三个维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负外部性。本文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它并不能消除亚洲的秩序失范。构建东亚新秩序,需要中国制定和执行更加灵活的亚洲战略。适合中国的亚洲战略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方面它能够对冲和反制美国的轴辐式同盟体系,使得其对中国崛起的负外部性减至最小。另一方面,这种战略能够把中国在亚洲的威慑转化为威望,使得中国崛起的正外部性增至最大。未来的亚洲秩序格局很可能是"新亚洲"和"旧亚洲"并存的局面。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正在浮现

东亚是指中国、日本和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以及东盟经济体。东亚第一波高增长由日本引领,并迅速扩散到四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一些东盟国家。这是第一代东亚共同体的崛起。东亚第二波高增长是由中国引领的,目前正被扩散到整个东亚区域。比较而言,中国引领的第二代东亚共同体在经济上比日本引领的第一代更为强大。中国不仅是东亚增长的引擎,也是区域经济整合的催化剂。然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还不能改变东亚地缘政治的形势。中国"和平崛起"这一理念并未得到东亚国家的广泛认同。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总体关系仍将是"政冷经热"的局面。美国不断在东亚增强其政治和战略地位,使得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新兴关系更为复杂化。因此,东亚现有的地区秩序将继续被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所破坏。东亚共同体不仅需要建立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地区整合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在相互具有和睦安全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