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意志者与“昌耀体”:昌耀新诗的叙述主体和诗体建构

有没有建构现代性主体,是区分新诗与旧诗的要件。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建构了形态各异和内涵丰富的现代性抒情主体与叙述主体,彰显了新诗成就。在中国新诗主体建构谱系中,昌耀新诗建构的是具有主体间性和强力意志的叙述主体,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抒情主体。它们主要是通过“受祭”和“施祭”的“祭祀”方式建构起来的,具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时而以“我”的形象直接现身,时而隐身于“非我”并使之代为发声。与此同时,它们又是通过辨识度极高的、冥想性的、糅合的、史诗性的和青铜色的“昌耀体”得以完成和呈现的。尽管存在诸如“刻奇”之类的不足,但昌耀新诗的强力意志叙述主体与“昌耀体”互为动力、相互塑造、彼此成全,具有充盈的现代性和卓杰的独创性。

“政治新名词”与清末的“革命文学”

文学的变革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层面,尤其是表示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与“外来语”。清末“诗界革命”所倡导的新题诗,长期以来因其不能突破“旧风格”的藩篱而为史家所诟病,而清末大量的政论文更是不被当作文学来看待。但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正是清末这些“满纸新名词”的诗文,为日渐僵化的旧文学焕发新机,提供了新的思想与语言形式。

益智书店与东北新诗集出版

益智书店是东北沦陷时期位于长春(“新京”)的一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民营书店。在著名诗人兼书店编辑李冷歌的努力下,益智书店试图尽量保持出版的独立性,出版了8种新诗集,约占东北沦陷区新诗集总数的1/4。这些诗集不仅包括已成名的诗人选集,还以专集的方式彰显了东北诗人的创作成绩。许多诗集的内容体现了东北沦陷区诗人为保持民族气节所做的精神抵抗,为新诗在殖民统治的严酷环境中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因此,无论是就出版史还是就诗歌史的意义而言,益智书店都为东北新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代文献中“新样”的程式探析

作为唐代纺织品纹样之一,“新样”多见于唐代正史和唐诗等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选择相关正史和唐诗为研究基础,对“新样”的创制时间地点、应用载体和表现技法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实物总结出其艺术特征,探析其流行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样”有可能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于益州创制,被广泛用于锦、罗、绫、绢等丝织品上,主要表现技法是织造和刺绣。“新样”的题材以中国特色花鸟为主,花鸟造型生动写实,组织形式灵动自然,在浑厚庄重的大唐气派里,透出了轻快活泼的情调。织绣技艺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时尚审美的追求促成了“新样”在唐后期的流行。

新见韦丛芜“燕大求学”时期史料考释

新发现的韦丛芜《幽宫》《自题着毕业礼服的照像》两首佚诗及两份关于韦丛芜获奖学金的公函,分别刊于燕京大学校刊《燕大月刊》《燕京大学校刊》。“燕大求学”是未名社作家韦丛芜生平研究的重要阶段,此四则史料不仅是韦氏生平史料的重要补充,也能为燕京大学的校园新文学活动研究以及现代教育“政校互动”的助学体制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诗词中体现的伟大建党精神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诗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责任担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意志和精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原则和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不朽诗篇。研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诗词,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也能更深刻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以常任侠两篇集外文为考论中心

新见的常任侠集外文《新诗的创作》和《小诗四首(青年习作)“读后记”》,表现了常任侠在“新诗人”的内涵界定、新诗创作和诗歌教育方面的独到思考与观念,回答了“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的时代课题,是战时诗学版图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常任侠既倡导“态度赤诚、动机纯正、格局博大”的创作价值观,又强调“形象化”和“经济性”的诗歌语言艺术,主张在“教”与“学”的双向实践中培养“新进青年诗人”。这两篇集外文对于深化认识战时诗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杜诗“细柳新蒲”意象创造对古代诗歌的影响

杜甫在至德二载春写的著名诗歌《哀江头》中,用“细柳新蒲”这一意象表达对国家的兴亡之感,抒发哀伤愁苦之情,这一意象的使用及内涵表达是杜甫首创,影响了后世的诸多诗人。宋人在杜诗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意象内涵,在描写自然景观、抒发兴亡之感方面,使其成为典故使用流传下来;而明诗人在描写自然景观与表达个人哀伤内涵方面使用这一意象较为集中。至集大成的清代,清诗人开拓了这一意象在咏史怀古方面的运用,且在国家兴亡、个人哀伤、自然景观内涵方面,都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有所延伸和拓展。

中国当代诗坛走向世界第一人——吉狄马加的新诗创作与当代新诗史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以部落的节奏吟唱着彝人之歌,感恩大地讴歌土地,描绘故乡芸芸众生,描绘故乡的山川风物,抒写真诚的渴望与梦想。吉狄马加的诗歌是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以其充满激情的抒情表达方式,在彝族古典诗歌和民谣的浸淫中,借鉴域外诗歌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率真朴实、深沉隽永的风格,丰富与拓展了中国当代新诗的艺术形式。吉狄马加的诗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他是中国当代诗坛走向世界第一人。

On Yuanqu Poem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A Case Study on Three Poems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200 Yuanqu Poems

The rich and distinctive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Yuanqu poems pose great challenges to translators. Translators have always been faced with the problem that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roperties of original work can't be reproduced simultaneously in Yuanqu poems translation. For the present, few people attempt to analyze or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Yuanqu poems tranlation with relevance theory. Therefore, It ventures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for Yuanqu poem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three poems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200 Yuanqu Poems.

早期新诗的价值取向与诗学意义——以《尝试集》中第三人称代词的运用为例

早期新诗的创作,代表了大多数青年寻新求变的思想状态以及情感心理,其本身是内化于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的整体文化逻辑之中。胡适《尝试集》中运用第三人称代词表达的诗歌,将“白话新诗”从语言层面深入现实层面;从第三人称代词及其复数变换的层面探寻到《尝试集》背后的主体意识,即主义与文学、历史及现实的关系。可以看出,第三人称代词在《尝试集》中的运用隐含着新诗中的自我与他者意识同各种政治力量、话语势力的协商周旋,关系着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早期新诗的诗学意义与立场建构,共同构成了思考近代中国的视角和方法。

论苏轼诗中的“新诗”——兼谈北宋赠答唱和诗的文学生成机制

宋代诗人中,苏轼是在诗中写及“新诗”非常突出的一位。其“新诗”往往并不孤起,而有紧密的诗人群体与创作机制的联结。这种来往互赠,促发了一种新的书写机制与文学情境。苏轼的“新诗”常与“故人”一并出现,构造有生命力的诗歌表达和文学场景,传递出经时间汰洗、却久而弥坚的美感。苏轼在大量唱和诗中提及“新诗”,形成诗中诗的结构,这与一般论诗诗有所区别。几种“新诗”类型的单独或结合使用,使唱和诗歌文本的接收与投答自然形成一种生动的文学生态,彼此之间产生深刻的关联。与宋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苏轼的诗歌技巧更多元,审美风格也有代表性。对“新诗”的形容与对方的撰写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也符合赠答唱和诗的机制,但“新诗”联缀的并非泛泛称颂,而往往寄寓其文学理想。此外,“新诗”与“清诗”某些时候可以互相替代,形成互文。

论《世说新语》与《诗品》之关系

六朝士人的文学创作与盛行的清谈活动有着密切联系,钟嵘出身于《易》《老》传家的颍川钟氏,其家学渊源与清谈内容的重合不仅使他参与清谈活动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且影响到了《诗品》的创作意图与体系建构。作为士人清谈活动的集大成之作,《世说新语》对《诗品》的影响可以看作清谈风尚对钟嵘创作影响的缩影,其品藻方式、批评范畴、审美取向都深深影响着《诗品》的成书。

《中国文艺》诗歌的民族“隐喻”

华北沦陷区严苛的政治语境使含蓄抒情的诗得到了意外发展,在情感意蕴和创作手法上,诗显现着审美意义的现实超越。在北平文学内外交困之时,《中国文艺》诗人将现实的苦闷和压抑化为心灵的疮疤,用忧伤标记着时代的精神烙印,他们的诗作不仅抒怀了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还以含蓄抒情的方式潜隐地表明创作立场,由此建构了民族“隐喻”的表达方式,拓展了文学启蒙的空间。

清胡介祉《茨村新乐府》的文献价值

胡介祉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创作的《茨村新乐府》六十首引人瞩目,学界多有争议。《茨村新乐府》以史为诗,在乐府诗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明代史料,有助于澄清一些历史真相,其史料源于《崇祯遗录》《烈皇小识》《崇祯朝记事》三种文献,皆有确实依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狄尔泰的新浪漫主义美学论纲

狄尔泰的新浪漫主义美学对西方后世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非常值得探究。生命与体验是狄尔泰新浪漫主义美学的基础。其中,生命主要是指人的意识或心灵,体验则是一种直接化、当下化的、本我本己的感性经验,审美活动的真正理解对象就是指蕴藏在艺术作品中的生命体验。狄尔泰认为,审美活动本质上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想象,一部艺术作品的优劣根本上是由想象力的高低决定的。狄尔泰对想象力的理解具有浓重的科学主义倾向。在诸种艺术形式中,诗对生命体验的表现最直接、最丰富、最深刻,因此诗应是最高级别的艺术形式。狄尔泰非常珍视个体性在美学上的价值,他认为在传记文学里,伟大艺术家的经典作品要与其独特个性、生命历程等审美要素综合一起才能得到理解与反思。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诗词的革命性分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红色诗词始终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折不挠进行的浴血奋战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红色诗词具有强烈的革命向往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红色诗词具有鲜明的革命坚定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诗词具有深刻的革命探索性,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诗词具有突出的民族正义性,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诗词具有鲜明的革命曙光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红色诗词既具有个性,又具有共性,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诗

新诗从诞生之初就承担了追寻人性之真、实现个性解放的现代性别意识母题,建立起一系列饱含性别质素的象征体系。此后近百年间,男性诗人和女性诗人在性别文化的诗学建构中对现代性伦理逐步作出一致的价值认同,并从各自的性别视角出发书写生命之维,在并存的对话与交锋中,走向了两性和谐的性别诗学。

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旧体诗和新诗分属于两个体系和两个时代。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属于古典美学范畴,虽然一些杰出的旧体诗人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拘守旧格律而拒斥新诗的内在律,因而难以胜任表现现代人复杂内心世界的任务,同时也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