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董仲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积极回应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要求,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董仲舒的建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发挥尊王思想,突出君主的权威,以顺应汉初消除王国威胁、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不受约束所导致的极端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二,倡导“大一统”,主张政治上权力统一于王,思想上统一于儒学,同时强调统之“正”,规范君主行为;三,主张改制更化,重视开始,端正本原,在坚持常道基础上,以《春秋》为依据变易制度,适应作新王之要求,为后世立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的需求高度吻合,也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需求,最终为统治集团接受,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严自完《春秋要解》解经特点

严自完选取诸家注解汇纂而成的《春秋要解》,是明代《春秋》学孤本文献,学界尚无涉足研究。严自完《春秋要解》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博取众言、贬责有理、以礼解经和重视经义。《春秋要解》的解经思路是为追求更好地发明圣人之心,这为后世读者理解《春秋》经义提供了极大便利。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人格和事业

董仲舒、公孙弘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两位著名儒者。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是大思想家,“为群儒首”;《天人三策》是西汉政治更化和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直接影响了武帝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董仲舒继承儒家的中心观念,如任德而不任刑、仁义礼智信等,且把它们置于通俗的阴阳五行的天道构架中。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是西汉第一位封侯拜相的儒者。元光元年,公孙弘对策,天子擢弘对为第一。他秉承武帝之命,著《功令》,具体制订了汉廷置博士弟子员的措施。这表明他精通文法吏事,与陈义高远而疏阔于事的儒生不同。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的重要建议,公孙弘是兴太学之议的具体践行者。汉廷兴太学,为儒者打开了仕途的通路,儒家“学而优则仕”“得君行道”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一方面使专制政治受到儒家之道的影响,且增加了官僚机构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把《五经》与儒者置于政治权势下,以达到控制儒者且歪曲《五经》而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缘饰品之目的。他们二人是同时代人,皆习《公羊春秋》,在仕途上颇有交集,在儒学和功业上相互映衬。董仲舒是一位醇儒,方正严肃,克己复礼,且以仁义之道修身,知行合一。公孙弘的人格复杂矛盾,恢奇多闻,辩论有余,生活节俭,阳善阴恶,曲学阿世。

董仲舒公羊学的大一统王权合法性叙事

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公羊传》历史叙事的创造性诠释,在“圣王一体”的价值语境下,建构起大一统王权的合法性理论体系。在对《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董仲舒一方面把这些事件与时代问题结合起来,会通天人,使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指出了“由王而圣”的可能性,为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在“圣王一体”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影响下,董仲舒又采取“由圣而王”的路径,对孔子为“素王”而为后世制宪立法进行了深入诠释,实现了“圣”与“王”的逻辑统一。这使《春秋》成为汉代纲纪天下的法典性文本,也奠定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康有为对董子之学的诠释和发展——以《春秋董氏学》为中心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阐扬董子之学用力甚巨、影响甚大的思想家。他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将董仲舒看作是“自孔子之后一人”,极大地提升了董仲舒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在儒学普遍主义的重构中,一方面,康有为发展了董仲舒的历史哲学,将“三统”和“三世”说进行现代阐释,创造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进化主义;另一方面,他继承和阐发了董仲舒的元本论,将“元”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康有为的创造性诠释提示我们,董子之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可能,仍然有待于深入发掘。

《春秋繁露·灭国》的存亡思想

《春秋繁露·灭国》考察春秋亡国阐发的存亡思想,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表明‚群‛能凝聚力量、对抗风险,主张君主对内不失其群,对外要与诸侯为群。二,强调君臣推心、托付得当的重要性,并以之为治国者不可不知的存亡之端。三,推崇霸主兴灭国、继绝世的华夏互助,视之为各国存亡的重要保证。《灭国》论及的所有灭国,或因三点不居一而致灭,或因有始无终而遽亡。《灭国》蕴含之存亡思想与治理原则,不仅可为汉鉴,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廖平的《王制》研究

廖平认为,经学之核心在于礼制,经学之分今古即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学所主礼制同出《王制》,古文学所主礼制同出《周礼》。廖平治经专重《王制》,是其以礼制治《春秋》的学术宗旨使然,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晚清经学发展脉络的总体把握。

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

《晏子春秋》是我国一部富有深刻思想性和文学价值的名著。笔者在较为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按历史顺序,分三个时期,对《晏子春秋》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评述,目的是总结成果、吸取经验,以为这一学术领域在21世纪取得更大成绩有所贡献。

《吕氏春秋》程度副词研究

《吕氏春秋》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典籍,共有程度副词12个:"极"、"最"、"至"、"太"、"大"、"甚"、"殊"、"弥"、"益"、"愈"、"逾"、"滋"。其内部发展不甚平衡,表达程度高和表达程度变化的程度副词均已成体系,却未见真正表达程度轻微的程度副词。在句法功能方面,《吕氏春秋》程度副词与其它先秦程度副词没有很大差异,但也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试论刘敞《春秋》学的时代特色

刘敞是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及宋学兴起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春秋》学具有疑古惑经、以义理解经、经世致用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其进行揭示,有利于加深对宋学特征的认识。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