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

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扁鹊”内容考辨

扁鹊是著录于传世文献中的著名医家,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成文之后,对其所作考辨历代频出,然争议至今不绝。不难发现:先秦两汉之时"扁鹊"已广泛进入大众传播视域,成为口谈、笔录的重要对象;传世文献中,扁鹊形象多见于子部书,且相关故事均为寓言;世人多以扁鹊设譬作比,借此阐述个人观点。由《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书名命名方式出发,可证"扁鹊"实为上古神医之名。有关扁鹊之医书则多为伪托之作,鉴于文献的缺乏,其内容、传播不可确考。司马迁《扁鹊列传》当为扁鹊形象集大成之作,然囿于文献本身的复杂面貌、当时文史不分的史学风尚,以及史迁撰史原则、个人趣味、审美取向,《扁鹊列传》呈现出了内在的矛盾与龃龉、书写上的困境与序列上的折衷。

《艺文类聚》编撰人员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艺文类聚》是"欧阳询撰"或"欧阳询等撰",这种看法源自《艺文类聚》的书前署名和《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而这样的记载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往往突出了欧阳询,却遮蔽了其他起过重要作用的编撰人员。在短时间内编成一部体例较为完善的大型类书,一定是多人分工主导编撰而成。史书上记载的六位编撰人员均具有良好的资质,且其中四位留下了主导编撰的痕迹。欧阳询、陈叔达、裴矩和袁朗是《艺文类聚》实际上的领修人。

王引之《经义述闻》辨正二则

高邮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和校勘的优秀作品,其中许多意见成为定谳,对后世影响极大。《经义述闻》卷十七"子臧之及"条,为后代学者所信从。从《左传》传文与"君子曰"的区别出发,结合相关文脉,可认为王氏之说不可信从,而当从《左传》原文作"子臧之服"。卷十九"棠尹尚"条,王氏认为《左传》"棠君尚"误,通过结合《左传》及出土文献所载的楚国官制,可认为:王氏之说误,当从《左传》读为"棠君尚"。

《新唐书·艺文志》“员半千《三国春秋》”条辨误

《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载员半千著《三国春秋》一书,系据《旧唐书·王义方传》补录,但该传其实混淆了何彦先与员半千二人的事迹。文章利用新出《周故地官侍郎上柱国何公墓志铭并序》,纠正《旧唐书·王义方传》中的讹误,在此基础上,考订《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员半千《三国春秋》”一书当为“何彦先《三国战策》”之误。

刘向刘歆父子目录学渊源略论——以《汉书·艺文志》为中心

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成就了一部中国目录学史上里程碑式著作,而班固的这一著作来源于对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遍校群书成果的直接继承。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校书活动中,刘氏父子做了大量细致而绵密的校雠工作,为中国传统文献的保存和流布做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后世乃至当今所见之众多古书都是因他们的整理而赖以保存。在刘氏父子之前的汉武帝时期,同样进行过一次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主持且规模更为宏大的图书校整工作,司马氏父子在校整图籍时考镜学术源流,辨章学术流派,阐明学术概念,做了大量归纳总结和史无前例的开创性工作,他们的成果被后来的刘氏父子所吸收继承。

杜甫、严武“睚眦”问题覆议

“严武欲杀杜甫”故事的雏形最早出现于中唐李肇的《唐国史补》,经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不断的演化,至新、旧《唐书·杜甫传》方逐渐定型。实际上该故事乃晚唐五代人杜撰而成,杜撰依据是杜诗“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及严武诗“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冠”。此外,史籍中严武残忍嗜杀的形象,也是杜撰者编造此故事的另一心理动因。《新唐书·严武传》中关于其杀父妾之事,更是助长了世俗对严武残忍嗜杀的印象,其实此事仍是来源于《云溪友议》之类的笔记小说,不足为凭。然而由于两《唐书》作为正史的巨大公信力,使得“冠钩欲杀”故事以讹传讹,影响恶劣。

科举制视角下的《旧唐书》“经籍”“艺文”观考辨

“艺文”的语义具有时代性。在自汉以后的长期使用中,“艺文”的概括性意义发生了语义偏移,从汉时的偏指于“艺”变为唐时的偏指于“文”。该用法在唐初至于五代的高频使用中进一步固化。“艺文”一词由偏指于“艺”到偏指于“文”的这一变化,导致了在重新尊崇经学、批判浮华文风、改革进士科的唐末五代文化政策背景下,《旧唐书》编纂者弃“艺文”而用“经籍”命名其志书。

论《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背景

《汉书.艺文志》承《七略》而来。向、歆父子整理书籍,充分借鉴了前代成果,即从事物分类以至典籍分类、学术分类,以及孔子以来的图书整理传统。而在汉代,由于孔子本人的被尊崇,使得孔子进行的图书整理事业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图书整理事业被看作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

唐折冲府新考

本文根据《全唐文补遗》第一至八辑及最近新出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的记载,在前人研究唐代折冲府的基础上,新增补了19个折冲府,并对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重复、错讹现象进行了订正。

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集部文献研究综述

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是继《隋书·经籍志》之后重要的文献目录。整理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集部文献存目以及其中所载作者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此阶段内文学文献的概况,考察作者及作品,能够更为清晰全面地认识唐代文学及其发展概况。通过研究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集部文献,略述其研究概况,是进一步研究两唐书集部文献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