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今文经学是西汉的显学,但到东汉开始衰落。今文经学的衰落,固然与烦琐化、神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各以家法教授的博士制度有关,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今文经学的历史任务是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作理论论证,《白虎通义》标志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故成为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是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齐学及其源流新论

齐学之名起于齐地,通常认为其源流为齐稷下学和汉之齐学,是地域之学,并随汉之今文经学的歇息而戛然而止。实际上,齐学具有强大的延伸力和包容性,远非齐地之学可以概括。稷下学、汉之太学的官学性质及其思想文本的经典化,促成它渐变为中国学术主流之一。魏晋时,齐学的支流渐与道教相合。魏晋后,齐学的主流因学术重心的迁移而式微。在清代中晚期,齐学又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而再兴。反观齐学的演进轨迹,我们看到自由之学术,要以回应时代的呼唤为内容,要为时代之进步而张目。

桓谭的学术立场与政治个性

桓谭从古文经的学术立场出发,引申出对谶纬符命之学的思想批判,并以此选择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从他与王莽的合作到分裂,以至利用《新论》对王莽进行批判,他在东汉前期对光武帝"天下事以图谶决之"的公然反对,都可以看出他是从古文经立场和对谶纬符命之学的否定出发的,学术立场决定了他的政治个性。在和同时代其他经学大家刘歆、贾逵等人的比较中,桓谭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和持守,显得特别突出。在皇权专制时代,能不屈服于专制君主的淫威,始终如一地坚守学术立场,是桓谭最可宝贵的品格。

今文经学、书院士人群体与地方政治——以江西经训书院(1892—1898)为中心

传统教育体制在甲午战后逐渐改革,江西书院同样经历了这一变革过程。在豫章、友教等宋学型书院添课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形下,经训书院以训经育人的方式,在皮锡瑞的影响下,却在科举取士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细察这种悖离的原因,今文经学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恰恰也是以皮门弟子为首的书院士人群体在江西维新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乃至这些人在民初江西历史上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研究凸显了书院的社会史意义,这或许是近代书院研究的新维度意义。

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建构——廖平新经学分期新说论析

廖平经学分期历来以"六变"说为准,这与后人所持之廖平早期经学有较高价值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古怪不足道这一刻板印象有关。若以廖平一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重新看待其中晚年经学思想可发现:廖平经学是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新经学分期新说基于廖平经学研究态度、首尾一贯的尊孔尊经宗旨和三期层层推进的逻辑联系三方面理据论析分期新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廖平新经学本来面目,以便同情了解和平情评估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由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到括囊大典、贯通六艺——论郑玄通学的产生

郑玄通学的形成背景需要进一步探讨 ,晚清今文家关于两汉经学一直壁垒森严 ,到郑玄才被打破的说法影响还很大。其实汉代的经今古文学根本没有那么壁垒森严 ,“通”早已是一种大趋势 ,这一事实已有学者申说过 ,但其原因 ,笔者以为重要的是自王莽以后朝廷的导向 ,这是不容忽视的 ,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 ,朝廷的引导往往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儒学各主要宗派中的孔子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符号,"孔子"具有丰富内涵。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和宋学等儒学主要宗派,从不同方面推举、模塑孔子,形成了孔子形象的多方面含义。分析了解儒学各宗派有关孔子的认识和定位,不仅对于了解孔子,而且对于把握儒家和中国文化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皆有意义。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二程对《大学》的表彰和阐发

《大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对《大学》极力表彰,并对《大学》中的概念、范畴、思想进行了辨析和阐发,成为其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但在经学史上,而且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贡献。二程对《大学》的表彰、推尊和研究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后来朱熹正是在二程《大学》学的基础上,完成了《大学》等四书的并行,使《大学》成为古代社会后期重要经典。

论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的形式之维

"实质研究"和"形式研究"是构成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两大范畴,中国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属于"形式研究"范畴。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为主体的"实质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为开展以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为个案的"形式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基础。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的选取,应以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价值核心的儒家和儒学为主导,围绕"为什么要有教育?凭什么能教育?为什么而教育?用什么来教育?怎么教育?由什么人来教育?教育什么人?"七个层面的基本教育问题,以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两个高峰为中心而展开。陈元晖在《中国教育学史遗稿》之中对于《礼记》之《学记》《大学》篇章的重新解读,为开展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提供了学术案例。以范畴话语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既是对《〈礼记〉新读》研究成果的学术继承和学理发展,更是试图在突破现有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从中国古代教育学范畴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发生学视角,重新解读和诠释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所蕴含的范畴体系和学科价值。

《新学伪经考》古籍辨伪平议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讨论古文经真伪的辨伪学的专著。但《新学伪经考》中的辨伪并非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思想家手中论证自己先验思想正确性的工具和打击论敌的武器。这样的辨伪事实上背离了辨伪学应然性要求,步入了歧途。其文与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损于学术品德之客观与诚信。既有伤于学术,无益于思想建设,政治亦不享其利。康有为在历史上自有其地位,然不在其《新学伪经考》。

陈澧今古文《五经》论

陈澧丰富、系统的今古文《五经》论,不仅弥补了此前与同期广东经学家疏于阐述《五经》的不足,为广东经今古文学研究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而且其论呈现的去广东经今古文学门户、与汉宋学相调和的特点,成为咸同年间广东儒学开始步入总结期的标志,反映了广东儒学家试图集汉宋学、经今古文学之力以应对儒学危机。

道学与心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以吕大临思想研究为中心

如何理解北宋"道学"的核心精神,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的内容。吕大临的思想特色在于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力图阐明儒学道德修养的心性工夫路径,从而显出道学的实践意义和话语转换,而这也恰是以往道学研究未能充分注意的内容。因此,研究吕大临思想,对于深化和反思当代道学研究的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东汉“关中学派”说之我见——兼与雷依群先生商榷

雷依群《东汉关中学派述论》一文认为,东汉时期关中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关中学派。对此提法,笔者看法不同。故从东汉儒学形态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东汉关中儒学的发展情况,认为其说并不成立。

熊十力：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

熊十力是二十世纪造诣最深、最有威望的儒学思想家,奠基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基础,建构当代新经学,以孤往精神探索儒学如何与中国当代实际的相结合,以再造文化中国为终身使命。熊十力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汇中、印、西思想,建构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融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不愧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

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看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兼论刘歆的“孔子观”

汉代今文经师们守着家法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经典的微言大义进行阐释。然而随着古文经的逐步增多,尤其当刘歆在校对秘府藏书之时对古文经本《左传》的发现,并提倡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更是拉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序幕。刘歆既反对今文经学的烦琐学风,又反对今文经学家将孔子神化为"素王"、"神主",以及谶纬神学把孔子奉为"黑帝之子"的主张。他在校订、梳理六经的基础上,将孔子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古代文史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

经学视阈下的荆公新学论略

从经学角度看,以王安石为主要代表的荆公新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世致用方面臻于极致,将经世变法与经义训释相糅合;在道德性命方面着力探索,开启一时风潮。荆公新学有其鲜明特色,其治经特点主要在于杂糅百家和解字通经,这既是其创立新说、取信于人之保障,同时又产生了深文周纳、穿凿附会的流弊。荆公新学就其经学史上地位而言,一方面终结了汉唐注疏之学,确立了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另一方面,掀起研治道德性命之学的风潮,为宋学的转型,即由义理之学转向性理之学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