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发展和文明形态的演变和繁荣,表现为艰难地开拓畅通之途。不同文明形态间的融合畅通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更大进步。人类文明进程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多样化的文明形态如何实现相互畅通、共存共荣?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机器替代人力,创新改变世界;无论“陆权”“海权”,工业能力是实权。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学叙事原则就是:脱胎于传统工业化,又升华自传统工业化;扬弃传统工业化之弊端,又发扬传统工业化之张力。经济全球化多彩新格局的形成,可以获得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性支撑。同时,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也可以获得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更大空间和多样化体系拓展。中国新型工业化是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创造性力量,不仅创造中华文明新形态,而且促进协调解决了世界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存共荣问题。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和维护的是“安全畅通、规则平等、承认差异”的世界市场经济秩序。从经济学范式的底层逻辑说,必须从工具理性的一维执念变革为理性、文化、制度三维范式承诺,以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的丰富性。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与法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如何实践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命题。随着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和转移,国际经济秩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国际经济秩序的法治化将国际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规则体系化,国际硬法和软法的结合反映了法治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特征。在多边主义模式面临困境的情况下,RCEP为亚洲区域主义提供了规范基础。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正在影响国际经济秩序。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将持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

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新型全球化引领者、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格局性变化。为此,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的演变。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将在三个方面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第一,2006年起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引擎,到2060年前仍将保持增速优势。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市场规模巨大、科技创新能力不断上升、政府协调能力较强,中国经济有望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特征是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培育者和调控者,而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替代者。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可能产生一个经济学的新分支,即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将使中国式现代化为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贡献。

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及其限度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改变,全球治理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南南合作的平台,金砖国家通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全球经贸伙伴关系、利用数字防疫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组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启动紧急贷款援助机制、吸纳新成员,从多个方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但金砖国家仍然处于非正式合作阶段,缺乏深化合作的长期机制,面临着内部不一致性、机制化障碍和逆全球化思潮等尖锐挑战。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叠加影响,金砖国家应开展新型“金砖+”模式,加强区域中心运作,由侧重经济治理的非正式机制转向政治、经济与卫生治理并重的全方位协调机制。

多边开发银行与全球经济治理:从世界银行到金砖银行

全球经济治理涉及金融、贸易与经济发展,其本质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主要面向开发援助,负责减贫治理。只有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构成切实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世界银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成立既有经济作用,也极具政治意味。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世界银行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不过,由于投票权与经济规模不匹配而引发了诸多问题。金砖银行的成立背景同样是因为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这一点与世界银行相似,金砖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仅将兼具经济作用与政治象征意义,而且将发挥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作用。

贸易战、全球经济治理与经济法的完善

贸易战是和平时期国家竞争的极端表现,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对贸易战的防避和应对,离不开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两大路径:一是通过在法治框架下促进国际层面的法律协调,推动相关规则的形成和实施,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二是通过将国际规则在国内层面的落实,以及在国际规则缺失的情况下加强制度创新,实现经济法的完善。当国际法律协调难度较大时,加强国内经济法的制度完善更为重要。此外,还应关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家安全、贸易管制、域外适用或长臂管辖等问题,防止相关权力或制度的滥用,切实遵循全球市场经济或公平贸易的基本规律。对上述两大路径的解析有助于从经济法维度提炼国家竞争理论、发展理论,实现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理论贯通,更好地处理全球化、市场化与法治化的关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促进和保障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探析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情与国情新变化,确立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它在准确定位中国角色的基础上,把中国和平发展置于广阔的全球视域,力促国家利益与世界整体利益相统一;在国际合作中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谋求合作共赢;它主张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它还最大程度地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之提供"中国方案"。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创新发展了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使中国的引领、塑造能力得到历史性提升。

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法律工具选择——以国际软法与硬法的互动为切入点

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有赖于国际软法与硬法的共同作用。研究国际经济秩序构建有必要分析国际软法与硬法的互动关系。国际软法与硬法的互动取决于国际合作方的权力、相互间的利益分配、国际机制的复杂性和执行困境等因素,表现出更替、互补和冲突三种关系。我国应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善于利用国际硬法和软法的不同相互作用,在"成本最低"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战略思考

本文把宏观经济学中的国内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加以拓展,提出世界市场失灵和全球经济治理失灵问题,认识到世界市场形成后存在着效率、公平、稳定三大矛盾,即世界市场失灵。为了克服世界市场失灵,全球经济治理应运而生。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并没有根本解决世界市场失灵问题,全球经济治理存在赤字,即全球经济治理失灵。本文梳理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背景,分析了全球经济治理失灵的原因,并指出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对于纠正世界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了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对策,确立了以规则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方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外事工作,强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外交新思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该体系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理论创新,体现出中国外交独特的包容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以及在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贏的发展观、邻里观、安全观、秩序观、全球治理观。在外交实践中,党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对外交往力度加大且外交实践创新,使中国大国外交理念的传播更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桥铺路。在2019年的外交舞台上,中国仍面临诸多挑战,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任重道远。

超越旧模式:试论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基础

"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建立在新中国外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而建构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实践基础上。今后要使新型大国关系得以顺利发展,还必须深入探讨新型大国政治的、价值观的、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基础。今天的中国既是政治大国,也成长为经济大国,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中国在本世纪内也必将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也就是说,中国将成长为综合实力强大的文明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或者以这样的地位为基础,和西方世界的头子美国谈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越来越强,美国也将会更加愿意听取中国的新型大国观的提议,一定程度上会正面响应中国的倡议,走新型大国之路。

西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思考

工业化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工业化的内涵和道路有所不同。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环境条件下 ,我们既不能从整体上跨过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也不能走其他国家和地区传统工业化的老路 ,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转型期我国学习型政府构建的必要性

学习型政府是一种新的管理方式、管理理念,是一次政府公共管理典范的重大调整。在当前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学习型政府的构建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建设,打造服务政府的根本要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变政府职能和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内在要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全球体系与力量转换理论的探究

作为新兴的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对于一些大国而言,不论是在全球体系上,还是在次全球体系(区域)上都是一个政策性的困难抉择。对于如何构建与这些在中国外交总架构中居于"关键"地位的全球性大国的关系,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提出了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上,还是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上都具有创新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论断的逻辑性结果,也是在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作出的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和而不同"和战略智慧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性选择。这一构想有助于中国坚定和平发展的崛起新路径,同时也为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全球体系重塑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打开了便捷之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可能使美国在中国经济外交与外交攻势的双重作用下,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的理念,弱化视中国为安全与战略"威胁"的观念,从而有利于世界力量的和平转移与全球体系的和平转型。在此层面上,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无疑有助于打破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大国崛起与战争形影相随的宿命,对推动全球力量的和平转移有着深远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加速积累,同时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对地方政府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将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作为分界点,对比分析新型城镇化实施前后,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都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后这种抑制作用明显增强。最后,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评析

当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市场化和自由化 ,复兴于 2 0世纪 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基础 ,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我们要在看到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理论地位的同时 ,也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并非尽善尽美 ,力求在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最大化地做到“趋其利 ,避其害”。

黄冈工业化程度判定及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分析——黄冈市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考

依靠高投入、高耗能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已给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出现了资源严重短缺、环境急剧恶化、就业矛盾尖锐的状况。本文在黄冈工业化程度的判定基础上,分析制约黄冈工业化进程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考。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任务与策略

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增添我国内循环新动能、提升我国外循环抗风险能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高效的必然要求。当前,面临新兴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之争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向纵深发展且影响规模逐渐扩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须改革等复杂的外部环境,要利用我国工业体系、需求结构、科技创新实力、对外开放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呈现向好趋势的内部基础,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为重点,强调“边境内”制度建设,以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重点任务,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构建开放新格局,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以国际组织、“一带一路”、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引领经济全球化,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比较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两次经济危机。这两次危机尽管发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但是仍具有诸多可比性,通过比较分析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两次危机具有危机前"虚假"繁荣、经济泡沫化、危机的国际传导机理以及相似性的对策之争四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但是两次危机在诱因和根源上呈现不同特征。因此,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不宜照搬传统的"新政",而应采取新的对策思维与措施。

新主体经济学关于重构经济学共生优势学科话语体系与新时代经济理论框架的学术思考——对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再反思与对新时代经济的再思考

在对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文明互鉴与后殖民经济国际分工三大定律等学科话语理论反思的基础上,结合千载以来"一带一路""中华六艺"主体共生禀赋与"丝路六通"主体共生优势新时代经济创新发展历史、逻辑原理、理论,提出中国特色新主体经济、新共生经济、新制度经济、新知识经济、新动能经济等新时代经济学学科话语共生优势理论框架、理论体系;揭示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40年的经济原理、创新原理、自主原理、主体原理、共生原理、自组织原理与跨越发展原理、科学发展原理,完成"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主体经济学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及其新时代经济相关学术、理论话语体系建构,并以之破解全球后殖民经济话语体系的发展难题与新结构经济比较优势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