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秧歌剧作者身份的转换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背景下组织、引导的,在陕甘宁边区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众文艺运动。新秧歌运动通过秧歌剧的形式宣传了党的理论主张,激发了边区人民的抗日热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工作中的优秀典范。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的直接指导再到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对人民文教工作的讨论,轰轰烈烈的“秧歌下乡”运动逐渐发展成了全民参与的“乡下秧歌”浪潮,工农兵登上了秧歌剧的创作舞台,成为了新秧歌运动的主角。而工农兵成为秧歌剧的创作者,得益于边区文艺政策的引导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得益于外部条件改善所激发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欲望。

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从乡土中走来的荷花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荷花舞》的发展

陇东民间舞蹈《莲花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由刘志仁创作并改编成《荷花舞》,成为新秧歌运动的代表。而我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先生目光如炬,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荷花舞》进行新的创造推向国际舞台,受到世界舞坛瞩目!80多年来,《荷花舞》从民间舞蹈演变为二十世纪中国经典舞蹈作品,其中凝结着先辈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对荷花舞的传播及其演变进行梳理,发现《荷花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直接产物;正是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荷花舞》在中国近代舞蹈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与乡村群众的思想改造

1943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上遇到了多重困境,生产、军事、党政、文教多个方面的工作因为乡村群众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而进展缓慢或停滞,“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严重威胁到中共在边区的发展与生存。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共产党人将具有本土化、广场性和互动性的传统秧歌改造成为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新秧歌,由于这一新的宣传形式喜闻乐见,使得乡村群众在自愿参与的过程中自觉完成了思想改造,不仅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工作,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发展进程。

新秧歌运动:解放区抗战歌谣的新高潮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最早的实践成果,解放区秧歌剧与新秧歌运动第一次较为科学地实现了传承借鉴中西音乐、戏剧、舞蹈、诗歌等文艺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统一,实现了深刻的历史政治语境与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现了抗战时期的时代旋律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统一,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形态,也开启了解放区及新中国全民沸腾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

新农村体育健身工程开展秧歌舞的可行性分析

对在农村开展秧歌舞健身的背景,农村群体参加秧歌舞锻炼的动机特征,以及农村开展秧歌舞的优势方面进行剖析,认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全民健身工程推广的背景下,农村开展秧歌舞是广大农民群体的一种娱乐、休闲的生活方式需要,是建设新农村社区体育的重要部分,而且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

艺术源于生活:延安时期秧歌改造者的心路探析

学界对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认识,至今大多聚焦于秧歌剧本的改造及其工具性价值上,对从城市走出、粗具现代艺术修养的秧歌改造者的思想转变、认知变化、情感起伏关注不够。其实,陕北秧歌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民间舞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秧歌改造者为适应乡土环境和以边区政治文化要求所做的创作转向至为关键。在整风要求、下乡经历和战争与革命动员需求等因素影响下,秧歌改造者通过其现代艺术修养提升了秧歌表演中的民间艺术水准,增强了战争与革命动员的宣传水平,同时也接受了面向工农兵进行文艺创作的新立场和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既升华了民间秧歌,也塑造了秧歌改造者,是中共政治文化与民间艺术形式有机融合的极佳范例之一。

论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语境

陕北秧歌是植根于乡土世界与民众精神之中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民间文化形式之一。20世纪40年代,这一传统民间文化形式被发现并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建构与发展的全新轨辙。中国左翼革命对"民间"的发现以及借助对传统民俗活动的挖掘与利用来建构其文化新秩序的策略实施,使借鉴民间传统秧歌的表演形式而创造的新秧歌有了发生的契机,新秧歌运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得以展开。

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建构解放区革命文艺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对改造民间社会及其民众思想,特别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秧歌运动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指向,在使延安知识分子发挥自身职能专长参与革命文艺秩序建构的同时,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与思想改造过程。特定政治权力和大众意识的双重趋迫下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及其文化性格的重塑,在这场以改造置换乡土民间艺术使之适用于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建构的文艺运动中得到了富有意味的呈示。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延安整风运动和"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强化了意识形态对思想文艺领域的规范和控制,也对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领域所独具的地位及作用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因此,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及其对民间传统艺术自内容到形式的改造和利用,均使之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文艺形式实施文化革命的一种资源和策略。而文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要求不仅规定了"新秧歌"创作的题材和主题,而且影响了这一艺术形式的总体表演风格和审美倾向。被赋予全新艺术职能和审美要求的"新秧歌",作为40年代革命文艺的一种代表性形式所具有的范式意义,对之后共和国文艺新秩序的建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秧歌文化发展的新定位

运用专家访谈、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等方法,从健身秧歌文化的发展背景与表现切入并对秧歌文化的发展历程做一梳理,得出以下结论:秧歌新的定位是时代的发展需要,健身秧歌是新时代秧歌文化的代表作,无论是其功能特色还是其创作推广,健身秧歌都以其全新的理念阐释了秧歌文化已经成功的迈入了全国性文体艺术新文化。

宣传与规训:大生产运动中的新秧歌狂欢

大生产运动与延安新秧歌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延安文艺整风后,延安戏剧界不仅对"大戏"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而且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走文艺的工农兵路线。此时,延安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成为文艺服务的首选对象。随着《兄妹开荒》的成功演出以及延安领导人对其在大生产运动中价值的肯定、秧歌的价值被发现,延安的新秧歌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新秧歌运动中,秧歌也一改民间文艺的娱乐性成为了党政策的推广者,并自觉承担起了宣传与规训的任务。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上)

论文讨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形态。话题集中在两点:一是“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形态,涉及新秧歌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创作和演出、新的形式和风格。二是代表现代民族歌剧的《白毛女》中,秧歌形式的利用和新文艺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效用与限度。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下)

论文讨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形态。话题集中在两点:一是“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形态,涉及新秧歌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创作和演出、新的形式和风格。二是代表现代民族歌剧的《白毛女》中,秧歌形式的利用和新文艺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效用与限度。

国家节日的仪式在场及规约——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在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中,庆典或节日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表演,是基于一定文化传统对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加以程式化的表述性行为。但相对而言,前者具有一种阈限期娱神亦娱人的释放或调整功能,后者则强调特定话语场域政治目标指向中的节制与规范。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了这一特点。伴随新生共和国的建立,陕北秧歌从农村而及城市、从西北边地而及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成为代表共和国政治文化的红色仪典。新秧歌的这一发展轨迹及其作为国家仪式在一系列革命节日中的在场与规约,不仅凸显了其在国家政治文化和民众节日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深刻地反映了权威政治话语的力量和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影响,以及特定政党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理想。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及其文艺形态转型

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运动,是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一场大规模的挖掘、继承和革新。以广场为中心的秧歌剧的演出形式,使得改造后的陕北秧歌在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出现了重大转型,凸显了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历史意义。

延安时期新秧歌剧的群众教育模式研究

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工作者创编演出了大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教育群众的新秧歌剧,深受群众喜爱。不同的秧歌剧具有不同的群众教育模式,即寓教于乐模式、接近群众贴近生活模式、开放互动模式和自发宣传自我教育模式等。新秧歌剧把群众教育工作开展融入群众休闲娱乐的非正式活动中,教育培训选题内容方式方法接近群众、贴近群众生活实际,群众能积极参与教育活动并踊跃互动,其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鼓舞抗战、拥政爱民、发动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群众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与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政治实践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中,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使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对刘志仁式秧歌的典型塑造促使象征性权力的生成,最终进一步实现新秧歌在民众中得以日常生活化,契合了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论新秧歌剧的兴起与衰落——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

新秧歌剧作为文艺大众化的产物,曾一度活跃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从《兄妹开荒》的初步成功,到《白毛女》达到新秧歌剧艺术创作的巅峰,前后仅仅一年左右时间,但高潮的出现也同时宣告了新秧歌剧走向衰落。虽然创作生命周期极短,但新秧歌剧依然产生了《白毛女》这样的经典力作,引起文艺理论界长期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白毛女》的成功证明了新秧歌剧作为一种艺术类型,有其艺术生命力和创作规律。重新审视新秧歌剧的巅峰之作《白毛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学史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新秧歌运动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不仅是一次文艺改革运动,更是一场动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为发挥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新秧歌运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依据。明确秧歌创作把思想性放在首位,为实现秧歌运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贴近人民生活的新秧歌内容真正满足了老百姓的需要,为新秧歌运动政治动员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定位。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接受力,为新秧歌运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