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人”、启蒙与中国特色现实主义批评观——论梁启超的艺术批评思想与实践

文章分析梳理梁启超之基于其社会理想、美学思想的艺术批评思想及实践。梁启超以"革命家"的身份关注文学、艺术和学术。他提倡呼吁"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新,希望通过艺术(尤其是写实性的艺术)而达到"新民"、"改良群治"(即改造"国民性")、唤醒大众的目的,从而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能。梁启超的"新民"说和"移人"论,可以说上接儒家教化传统,下启20世纪文艺政治功能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艺术批评潮流。梁启超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艺术创作和批评思想——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源头。梁启超的美学和艺术批评思想,对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具有某种原型的意义。

“思想”与“思考”:贯穿20世纪的文化纠缠与纠结——关于五四新文学批评状态的一种考察

作为五四新文学生成的精神动因,从"思想战"到"思想革命",文学批评经历了一系列文化意识形态的演练和论争过程,构筑了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基础,突显了冲破旧的僵化观念模式禁锢和引领创新意识的历史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与"思考"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趋于分离和复杂化,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状况,而文学所呈现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性,又不愿意依附于任何"理性""思想"和"主义"羽翼之下,成为思想道德说教和传声筒,于是形成了一种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特殊的文化纠缠与纠结现象。

社会批判与审美理论——从本雅明的救赎批判到哈贝马斯的新启蒙美学

在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社会批判总是与美学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审美经验不仅是时代的风向标,而且是乌托邦的思想来源和社会反抗的文化基础。如何理解艺术的变迁和审美经验的变化,如何理解它的批判和政治潜能,就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和社会理论的一部分。本文分别讨论了本雅明的救赎美学、阿多诺的乌托邦美学和哈贝马斯的新启蒙美学,既指出它们的贡献,同时也批评了它们的文化主义偏见。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

“把人当人”:鲁迅晚年的人道主义与奴性批判

鲁迅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摈弃其“立人”的启蒙主义。他的国民性批判聚焦于奴隶性,将数千年皇权专制和封建礼教奴役人民造成的国民精神中的主奴根性,视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精神障碍。奴性是皇权社会臣民人格的精神特征。鲁迅持之以恒地批判奴性,呼唤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的现代人格。“立人”和人的现代化,即祛除奴性,实现从奴隶到人的人格转型。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奴性批判,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中国的发展“根柢在人”,归根结底是人性的升华。“人”之立,是中国文明进步的真正表征。

平民/精英、娱乐/启蒙的一次分野——略论中国现代音乐批评史上对黎锦晖的批评

在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史上,围绕黎锦晖的儿童音乐剧和流行歌曲创作的批评和争议,包括黎锦晖自己的阐述、辩解乃至检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音乐批评现象,此现象贯穿时间很长,影响很大,意义也超出了现象本身。聂耳、贺绿汀等音乐家对黎锦晖的批评更是左翼音乐批评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五四"新文化价值取向的背景下,重读并客观分析这一场批评争议,可以发现,黎锦晖的音乐思想具有"五四"平民精神,其流行音乐创作是中国音乐最早的高雅音乐大众化、通俗化、商业化的代表,具有浓郁的都市气息、市民气息、娱乐性甚至商业价值。在大众文化已不再被目为低俗,流行音乐广受欢迎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重估黎锦晖的价值与启示。

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对袁可嘉40年代诗歌理论的一种理解

袁可嘉在1946～1948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的精彩理论,促成了新批评在中国语境中的嫁接与改头换面的成活,并成为中国诗论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深入考察,我们发现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有其深刻的学理依据(观念契合)和历史根由(走向综合),启人深思。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性批判及其当代启示

《共产党宣言》是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和寻求人类解放的纲领,而它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性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逻辑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政治性批判,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和发展过程,指出其本质特征,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商品化,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化和资本的全球化,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由此导致的危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性批判对于今天我们准确把握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动规避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发展陷阱;二是有效借鉴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肯定性成就;三是积极应对资本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

新批评派在中国的接受与启示

新批评派在中西学界都曾经形成了持久的冲击,其影响至今犹存。该派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历程,不仅表现出同步性与渐进性、系统性与零散性并存等特征,而且呈现出"中国化"的诸种现象。基于此,以下对于该派在中国学界的译介情况、接受境遇及其对于当下若干问题的借鉴价值等问题予以阐释。

关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

启蒙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除了思想解放大潮这个大的时代语境之外,"新启蒙"思潮的推动、知识分子启蒙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色彩等都是重要原因。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启蒙也成为与80年代"现代化"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命题而备受质疑。

维柯《新科学》对近代启蒙历史视野的引入

维柯的《新科学》将历史意识第一次以清晰的理论的形态引入到启蒙思想的内部,从而赋予了启蒙思想以历史的视野。他的"真理—创造物"原理确立了真理或者科学的主体内涵,从而为一门历史科学得以可能提供了前提。他的"确实的东西"的概念使得社会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进一步赋予了它以历史的内涵,由此,一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历史科学——得以成立,这也就是维柯的"新科学"。在《新科学》中,维柯将历史的视野、历史的原则、历史的方法系统地引进来,从而使得启蒙理性从早期的自然理性转化为历史理性。

新时期初文学批评中人道主义启蒙话语分析

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人道主义诉求是针对"文革"乃至整个极"左"思潮对人的"非人化"、"异化"的践踏,以"把人当作人"为目的,呼唤适应现代化思潮的"个体"的、具有"主体性"的"新人"形象,从而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强有力的话语形态。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80年代的人道主义在文学批评中不是被作为一种知识,而是作为一种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人道主义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危机。

蔓生的野花:蓬勃与生机——论前期解放区文学(1937-1942)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人投奔到延安,并在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下,率性而行、自由结社,甚而批判起社会现实,使前期解放区文学充满着蓬勃与生机,甚至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文学新潮。

继承与超越——评红柯的新历史小说《阿斗》

《阿斗》是一部近似鲁迅《故事新编》的历史叙事类文本,它对三国历史别具一格的重写,与《故事新编》对传统"故事"的"新"说如出一辙,反映了不同时代作家对"历史"共同的思考与理解。然而,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和个性气质的差异,两者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并体现出不同的叙述风格。同时,《故事新编》是启蒙精神对传统思想的全盘否定,而《阿斗》则是对传统与启蒙的双重批判与继承,主张用道家自然主义精神疗治启蒙的"现代性"弊病。

试论形式主义与文本转向

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学派早已被打上过时的标签并排斥在学术界视野之外,然纵观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走向,其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方法论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形式主义与新批评学派理论发展的重新梳理,解读其当代性渊源,并揭示其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两次转向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