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乡宁县新民歌的思想内容及美学特征

近年来,三晋民歌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晋南地区民歌的艺术特色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尝试以晋南乡宁县新民歌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思想内容与美学特征。从思想内容来看,乡宁县新民歌包括:迎接港澳回归,表达对祖国繁荣的赞美之情;怀恋故乡热土,表达对家乡人民的思念之意;赞美无私奉献,表达对高尚品德的传承之歌;弘扬爱国精神,表达对全国人民的团结之爱等。从美学视角考察,乡宁县新民歌具有以“颂”为美、以“雅”为美、以“器”为美、以“和”为美等美学特征。通过上述解读,不仅能够加深人们对晋南乡宁县新民歌的认知与理解,而且可以进一步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

新媒体时代下的文化交融与教育创新——《新民歌大会》与东南亚中文教育的协同发展研究

该研究聚焦于新媒体时代下的文化交融与教育创新,特别探讨了《新民歌大会》与东南亚中文教育的协同发展。通过分析《新民歌大会》的成功经验及影响,以及东南亚中文教育的现状与挑战,揭示了两者在新媒体时代下的内在联系与合作潜力。研究提出了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具体策略及实践案例,并指出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该研究不仅为中文教育的国际化与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促进文化交融与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新媒体平台的运用,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得以有机结合,为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和谐共处做出了积极贡献。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

布朗族民歌新世纪初发展变异状况的调查研究

文章的作者通过近期对布朗族民歌现状进行调查,得出结论为:1.民歌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于"活水般的"文化生态环境;2.对于民歌文化发展的变异性,必须从政府、学界、民间等不同层面给予充分的重视;3.必须针对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二者的文化性质及特点,给予区别性对待;4."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前后,布朗族地区几代民间文化传承人对于布朗族民歌的生存现状所起到的,并不止于以往所说的保护、传承的作用,而且起到了"复兴"或"重建"民歌文化传统(如曼夕村的例子)、续接布朗族音乐史的重要作用。

新民歌运动:激进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新民歌运动表征着中国现代性建构实践的激进化,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旨在建构优越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文化并真诚地借用"古典"和"民歌"的形式,结果却在规范与规训的双重作用下,于一体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形成对世俗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同审美现代性的极度缺失的强烈反差,从而走向对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和民歌的自反性否定。对新民歌运动及与之相关的17年文学的研究存在反二元对立、重审现代性、回归历史等三种批评角度,批评的异响本身暗示着17年文学貌似单纯的现象背后的深刻复杂性。

两首裕固族民歌之比较——兼及民歌的继承与创新

裕固族传统民歌记录着裕固族历史的变迁和裕固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历程。对两首不同时期的裕固族民歌进行音乐本体分析,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寻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渊源关系;从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出发,在实践和理论上为裕固族民歌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

论“大跃进”新民歌的神话因素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新民歌内在地隐含着诸多神话因素,具体体现在:二者都受到外界力量压力的潜意识的影响;都把自然界作为观照的主要对象;都体现出创作者主体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创作主体思维这一深层心理因素上也具有相似性;创作者都表现出“集体无意识”。

“新民歌运动”的五大流弊

新民歌运动中虽然也产生了较为优秀的作品,但总的来看,其创作是糟粕远大于精华、劣品远多于精品,存在着五大流弊。这些流弊不仅影响着新民歌自身,而且对当代诗歌乃至整个当代文艺创作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始末

"新民歌运动"是1958年以毛泽东倡导为起点,进而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对新民歌选本《红旗歌谣》的批评是"新民歌运动"的转折点,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的谈话则预示着"新民歌运动"的落幕。毛泽东早年在北大的经历,革命生涯中关于民歌运动的实践,以及关于新诗建设问题的思考是"新民歌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而毛泽东对新诗建设问题思考地不断深化则是新民歌运动落幕的关键。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从比较研究的视角看原生态民歌与新民歌

从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新民歌与原生态民歌的概念、体现和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认为新民歌与原生态民歌是相依互补的,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保持其民族性的基础上,体现民歌的现代美应是新民歌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诗与歌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转折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与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民间”取向之比较

"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文学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历史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作为文学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人民群众自觉或非自觉地参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曾经被文化艺术工作者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场文学运动不仅是1958年文化大跃进标志,也是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挤倒高山填满河"的新民歌是一种非审美的写作。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使得各种政治术语充斥于作品之中;以概念化的情感把握代替了写作者由境而生、与象相成的审美的形式创造;在社会及人生理想的展示上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最终也导致了理想抒写的情绪化。当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时,新民歌也就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

客家山歌艺术审美趣味的几点思考

客家山歌与广东汉乐、广东汉剧并列为客家音乐的三大品牌。因其历史与文化内涵,即便是在"客家学"视野中,客家山歌亦举足轻重。晚清以后,黄遵宪、罗香林等均曾著书立说关注这一民间音乐形式。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客家山歌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本文拟结合客家山歌的历史与现状及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就如何提升客家山歌的艺术审美趣味,对这一本土传统民间音乐形式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文艺大跃进研究述评

新民歌运动以及文艺大跃进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文艺运动。它是权威话语征用大众话语和民间资源颠覆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运动,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精神的彻底消失和现代性追求的全面中断。虽然大跃进文艺受到"左"倾文化思潮的影响,显示出严重的虚假性和荒诞性,但它却体现着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时代情绪,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资料价值。要使文艺大跃进和1958年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则必须对文艺大跃进如何重构被知识分子冲破了的规范、1958年文学如何走向文革文艺、两者有何内在的逻辑关联、大跃进文艺在文学史上有何特殊意义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更详细的论证。

民间歌谣与五四新诗的现代性建构

民间话语是中国新诗现代性发生及建构的重要资源。通过对五四前后民间话语与白话新诗两者间关系的重新梳理,可以发现:发轫于北京大学的现代民间歌谣运动给刚刚起步的五四新诗带来了一股清新、强劲的民间气息,并为五四新诗在"人"学思想、语言表达、诗歌体式等方面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本土文化资源,也为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诗、形成自己的现代品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艺术社会学视角下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之“民歌新唱”

民歌新唱是传统民歌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物质条件、大众审美心理和需求所做的必不可少的调整,民歌新唱必须尊重传统,保持民歌的艺术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