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视阈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农村治理离不开新农村人才的参与。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的新生力量,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法治乡村建设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当前各地农村社会乡贤治理的实践也存在着法律缺位、治理角色定位不明、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影响新乡贤治理效能的充分实现。因此,应当在法治化视阈下对现行乡村发展布局与思路进行反思,重点解决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纳入法治轨道的路径问题,通过优化赋权机制、完善监督机制、构建身份认同机制、完善长期培养机制、建立权利救济机制等方式推动新乡贤依法参与乡村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乡村的建设,是现实、理论和法律制度设计多重逻辑耦合的过程。乡村振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农村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综合考量农业的多维度立法目标的前提下,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上,从宏观法治框架、中观部门法和农业专项法律修订、微观法律适用三个层次,进行释法、修法、立法工作,从而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

农村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实践考察与路径优化——以苏南农村为对象的分析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基础性工程。深化农村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的必由之路,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法治文化建设在苏南农村基层有着参与主体、外部保障、建设形式上的独到之处,但其整体仍处于法律知识普及不够深入、法治思维有待形成、法治信仰亟待建立的状态。农村基层的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实现与传统文化融合、与党规同频共振、增强主体互动、提高外部保障等目标,从而为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牢固的法治保障。

“五四宪法”精神之分析——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四宪法”从起草到颁布,饱含了民主、务实、创新、开放等精神。在“五四宪法”诞生70年的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中,宪法以其独特的功能维护了国家法制的顺利运转,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现行法治精神延续和发展了“五四宪法”精神,“五四宪法”精神也将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产生深远影响。

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化理性实践维度研究

在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从传统“人治”思维到法治化思维和方式的运用,需要结合从“枫桥经验”诞生之初到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发生的深刻变化,重新审视“枫桥经验”理论基础与当前法治功能之间存在的约束与差异,避免法治手段和方式完全取代道德、习惯和风俗的约束。从国家规范、治理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理性、谦抑地理解法治方式和手段的局限性;聚焦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行为、社会矛盾、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等多个维度,研究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精准定位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法治思维和方式有效融合的法治化接驳点,找出理性边界及延伸路径,为探索完善蕴含法治基因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

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的主要问题与路径选择

全面依法治国和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必然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上运行,而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有赖于乡村法治实践的进步。当前,乡村法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受到村民法治意识不高、涉农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水平待提升和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针对此现状,从乡村村民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式积极寻找推进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

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探析

构建乡村生态文化,既是全方位推动农业复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选择。在阐述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意义的基础上,结合乡村生态法治建设发展现状,探讨了促进乡村地区生态法治建设的对策。

环境法治建设十年回顾与环境法典编纂前瞻

新时代十年,中国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面修订为标志,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立改废步伐明显加快,环境立法体系基本建成;以环境执法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各部门多措并举提升执法质效,环境执法取得长足发展;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建设为契机,专门环境诉讼制度与传统诉讼制度发展良好,环境司法体系运行顺畅;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己任,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明显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定位,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环境法治建设所锚定的新方向,立足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继续扎实推进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良法”保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法治乡村之困

法治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和必要举措,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法治乡村建设工作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受农村思想观念和发展水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因此要采取对策进一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新农科背景下涉农法律人才培养研究

我国新农村经济与法治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大量涉农法律问题,对于涉农法律人才的数量需求和质量要求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新农科背景下给我国涉农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一个改变和创新发展的机会,为涉农法律人才培养新模式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新农科背景下,构建一个能够满足新农村发展建设需求的涉农法律人才培养新模式,能够提高我国涉农法律人才专业水平,以此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建设。

新文科视域下法治文化学科的内涵逻辑、现实困境与建构路径

法治文化建设是以法治方式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新文科建设要求对传统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革故鼎新,瞄准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实际需要,着眼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以及能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法治文化学科思维范式、研究范式的转变提供强大助力。当前,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治文化学科正面临着课程理论研究有待优化、师资力量急需集中统合、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的现实困境,需要加快术语谱系、学术团队、实践教学等路径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业农村数据安全的法治保障

数字乡村建设面临数据安全风险,通过探究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业农村数据安全的法治需求,梳理分析农业农村数据安全的法治现状,针对农业农村数据安全的法治困境,从完善农业农村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共享法律制度、健全农业农村企业数据安全防护制度、增强农民群众数据安全法治意识等方面入手,提出保障农业农村数据安全的法治对策,在法治层面保障农业农村数据安全,在法制层面为数字乡村建设保驾护航。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讨

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了以多学科学术研究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事业,2023年5月,本刊参与主办了北京大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多方面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刊本期先行刊发徐显明、钱乘旦、陈学明、罗方述、桑玉成、孙蚌珠、冯仕政7位与会学者的学术见解,以飨读者。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内容构建与实施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石,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有助于推动中国法治乡村建设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在评价的价值取向方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具体体现为“公众满意”;在评价的内容方面,应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结合,主要从投入效率、过程公平和效果满意等三个方面开展评价;在评价的实施路径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落实机制,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合理运用评价方法。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的研究,对于促进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德”“法”共治一体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法治乡村建设是基层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石,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由之路。德治与法治不同的功能特点和乡村法治建设的自身特征决定了二者共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必要性,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为“共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乡村法治作为社会法治的基本单元,需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通过二者之间形成的优势互补关系共同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德”“法”共治一体推进法治乡村建设,首先要重视传统治理方式,强化道德对法律的引领和滋养,同时依靠法治,提高法律对道德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让德治与法治同构乡村治理格局;其次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立崇法尚法信仰,并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同时积极推进村务公开,实行决策民主,加大惩戒,确保追责“有声”,形成良好乡村法治文化氛围;最后,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法规制度,坚持基层党组织对依法治村的领导,加强基层党建文化建设,引领乡村文明新气象。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数字治理语境下的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对于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数字治理的针对性不强、技术逻辑支配下存在数字治理风险以及数字权利的保障存在不足等建设难题。数字乡村建设不仅需要数字化赋能,更需要法治的引领,要在把握两者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将二者统一起来,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把握治理方式与数字权利保护中有待优化的内容,厘清数字乡村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与工作重点,防范化解数字行政引发的数字治理风险,强化数字权利的保障,实现乡村法治建设平稳的数字化转型。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绿色生态法治保障研究

绿色发展理念是乡村绿色生态法治建设的亮点,对推进乡村现代化文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致力于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布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全面改善民生。绿色化发展兼顾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福祉3方面的统一,是挖掘乡村生态法治建设的潜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抉择。在新形势、新战略的影响下,绿色乡村生态问题的整治也会遇到新障碍。在现有的法制结构框架下,环境领域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执法主体存在的短板,对乡村实现绿色生态法治建设的疑点提出新思考。目前,绿色乡村建设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和优化政府执法方式等,践行绿色基本原则,实现乡村建设绿色化和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