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经典翻译扮演了很突出的角色。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经典译成中文。同时,他们还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西文。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孔夫子》,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文本翻译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传教士对《四书》的特别定义,第三部分试图考察耶稣会士的译文与新儒家对《四书》的诠释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全文所作的一个总结。另外,文章对西方传教士所做的诠释选择跟他们本身思想和传教策略的联系,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试析徽州园林的文化意蕴

徽州园林特色鲜明,风格独特。它的美植根于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土壤之中,反过来它又是那深厚而绚丽的徽州文化意蕴的表征,也就是徽州文化的一个载体,它体现了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厚的美学底蕴。徽州园林具有成熟的文人写意山水园的特征,注重风水选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观,处处有着理学的深刻影响。

孙奇逢的实学方法论

孙奇逢针对理学空疏的弊端和程朱与陆王两派的纷争提出若干理学求实的方法论原则。他批评了两派的门户之见 ,提出“我辈只宜平心探讨 ,各取其长 ,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关于学术异同 ,孙奇逢反对“以同异分是非 ,不以是非分同异” ,并进而指出 ,“凡异而同者 ,皆道之全者。异为真同 ,同为真异。见异于同 ,乃可辨道 ;见同于异 ,乃为见道”。孙奇逢由此而折中程朱陆王 ,提出两派的观点正可相资为用 ;并具体研究了朱熹格物与王阳明致良知的统一、顿与渐的统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 ,指出统一才是道 ,才是学 ,统一于躬实践才是真道实学。

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既是理学的代表,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象征。在王阳明身上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一方面探索并实践着圣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理论,一方面他自己和门人又把他拔高到彻底超越大众的至高神位;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朱熹所获得的神性般崇拜强烈不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捣毁偶像的工作。结果是,拉下了一个上帝,自己又坐上了上帝的神位。

中国园林化教育环境的场所精神及其文化传统浅析

园林的核心本质与教育环境的场所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园林化教育环境与近代校园规划实例虽然形态各异,但在场所精神的追求上却一脉相承。在以儒学、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园林化环境中蕴涵的人生理想、美学意识和人文关怀,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基因,也是教育环境的场所精神之所在。

从心理学角度再析理学中的理欲辨

理可总称人合乎礼的诸种需要 ;从表现形态上看 ,欲是比情更为激烈的心理活动 ;欲具有促使人行动、情产生和“生百善”等方面的功能 ,人欲则具有“诱人为不善”、“害吾心”、使情变坏和损害身心健康等作用。理学中的理欲之辨也可看作是关于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待二者的态度之争。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美善相乐的心灵感悟与诗意体验：理学诗境探论

理学的内圣境界是敬畏与洒落的统一,理学诗歌是内圣境界的诗意体验。理学诗歌的意境以"有"的境界为主,又充分吸纳了佛道庄禅"无"的智慧,从而诗意地展现了理学家有无合一的人生境界。理学诗境的主调是"诗可以乐",表现的是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孔颜之乐。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理学实践的失败与清学的兴起

新儒学政治实践的失败使朱子理想化的世界模式趋于幻灭,随之而来的悲观的氛围在明清易代之际引发“由虚转实”的思想趋向———此即清学之缘起。与宋明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学的学者丧失了缔造一个天理流行的理想社会的信心和热情。传统的研究着眼于学术重心的移易以及问学方法的革新,由此忽略了儒道作为信念诚挚的政治运动的另一面相。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

自南宋时起,《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就有二字与二籍贯的争议。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辨。得出北宋有二刘牧、前刘牧著《易数钩隐图》、黄黎献为之续补等结论。最后指出,彭城刘牧的道学思想应当在宋明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身世寄沧州,幽微出通侻”——石铭吾《慵石室诗抄》宋调风神探赜

石铭吾与侯节、刘仲英等一道私淑"同光魁杰"陈衍,又与饶锷、杨光祖等潮汕诗家结壬社,诗酒唱和,并继饶锷之后任第二任社长,对晚近潮汕诗坛的多元化探索起到了关键作用。石铭吾终其一生研读杜诗,以为诗学底色,进而遵奉宋诗派与同光体,又能自具面目。但凡歌哭国殇、关心民瘼、体味生命、游览风景、送别亲朋、赏析字画等等,皆深挚沉着,音节弘亮,使人味之亹亹不倦,颇可觇近世潮汕诗坛风气转移的消息。

文天祥与儒家文化

文天祥对儒家经典著作娴熟于心,融会贯通,又有所取舍。他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同时,自觉接受了新兴理学,并能将二者熔于一炉,交互阐发;对儒家思想,文天祥不仅潜心研索,真诚信奉,而且经世致用,身体力行。文天祥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除其他因素外,也是他学习、实践、弘扬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

论云间、常州词派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异同

明末清初的云间词派与清代嘉庆年间兴起的常州词派,都推尊五代、北宋词。理论大旗的一致,使两派具有相通的词学主张:皆倡词有寄托,以达"风骚"之旨;有相似的师法对象,重视"花间"温、韦词。然而,两派差异亦非常明显:在取法风格上,云间词派主宗"婉约"词风,常州词派则推重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浑成"一路;在词论视野上,云间词派不免偏颇狭隘,常州词派则注意兼采众长。两派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差异,根本上缘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立论情境,以及因处在词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导致的不同的认知视野。但它们亦前后相承,端绪相接,共同推助词坛风气向"推尊词体"一路发展,隐约勾勒出明清词坛的嬗变轨迹。

试论禅学思想对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宋明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禅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本文通过对儒学在宋明时期复兴、思想体系重构、哲学化和心学化等发展环节的历史考察,探讨了其吸收禅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传统思想学术相互会通的发展演变规律。

道南一脉的传承特色

“道南一脉”一门三杰的为学要旨,由杨时的倡导至罗从彦而深化,至李延平而确立。从儒者的安身态度“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亦即是顺应命运、知命立命,顺应自然。表现为“内圣之学”的回归。

易堂九子"的思想内核是宋明理学

《易》是宋明理学家必须研读的范本,必须取其精髓的精神内核来源之一。"易堂九子"由"易"而演"理"。他们肯定理学的积极意义,又批评不切实际的理学流弊;提倡实学与事功的新见解,并躬身实践理学所倡导的民族气节和理学传统"春秋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