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者的良知与知觉之辩——以聂豹与欧阳德、王畿的争论为中心

在阳明学者中,关于良知与知觉之辩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致思路向。一种以聂豹为代表,主张良知是未发之中,知觉是已发之和,由知觉转向良知本体。一种以欧阳德、王畿为代表,主张良知既是未发之中,亦是已发之和,从知觉处见良知。双方互相指责,聂豹认为欧阳德、王畿从知觉处见良知,易出现义袭逐物之弊;欧阳德、王畿认为聂豹由知觉转向良知,易出现向内禅定之弊。双方固守不同的支援背景,都认为遵循阳明致良知学的理路,实则聂豹遵循朱子学体用二分思维方式,走立体达用路径;欧阳德、王畿遵循阳明学体用一源思维方式,走即用达体路径。

归寂致知:聂豹的易学思想

作为阳明后学“主静”派的代表,聂豹的思想主旨以主静归寂为核心命题。聂豹认为心体归寂方可证得良知,但是在时人的理解中,虚寂向为佛道二教所独擅。为了给归寂之学“正名”,聂氏充分发掘《周易》经传的思想资源,力图说明虚寂思想也是儒学的固有内容,并非佛道二教的专属。借助对易理的诠解,聂豹希望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将易学容纳到阳明学的框架之内,其基本理路可以概括为:物有万殊,揭虚寂以为归;事有万变,立主静以统汇。

聂豹思想中的寂感范畴

在元明理学“去实体化”转向的时代学术背景中,仍有一种声音,主张不能抹煞内外、本末、体用、寂感之分殊,强调其中的内、本、体、寂更为根本,要从内、本、体、寂处用根本工夫。聂豹“归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虚以立天下之有,主静以该天下之动”就是这种时代的低音。应对当时或以感应为烦尘而一切断除,或以知觉为本体而流为霸术,聂豹强调回到真正的本体:寂体。返求诸己,养豫而后发用。此一思想于他自己,于学友,修齐治平,皆见影响。

宋明江右儒学主静工夫之旨趣

宋明时期,江右是宋明理学的重镇。江右思想家对主静工夫的关注和阐发异彩纷呈,将周敦颐所开启的静论思想一以贯之。周敦颐提出的“无欲故静”“主静立人极”的思想不仅对之后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开创了江右的静论传统。陆九渊以“心赅动静”为标识,以动静如一检视心性修养之功效,开创了心学的静论传统,同时也是抚州地区静论的代表。胡居仁自觉接续朱熹之学统,以“敬贯动静”为标识,以常存天理,拒入虚寂无实为学问进路,是上饶地区静论的代表。聂豹、罗洪先承阳明之教,浑融心学、理学之静论,默契濂溪主静之旨,以“主静归寂”“主静立体”为标识,立足于以主静之学消化良知学,他们属于阳明后学中主工夫一派,是吉安地区王学静论的代表。江右静学的传统连绵不绝,横贯理学与心学,可谓是宋明时期熠熠生辉的地域性思想。

试比较聂豹与邹守益的“致良知”说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心学思想中较为成熟的一种理论,也是王门后学讨论的重要内容。江右王学是阳明心学的重要流派,此派坚持"由功夫以悟本体"的路向,通过渐修求良知,纠正了"见成良知"的泛滥。但江右王门学者在"寂"还是"感"时"致良知",以及"良知"与"意念"的区别等问题上,却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试就江右王学的聂豹和邹守益关于"致良知"理论中的"先天之体"、"未发已发"、"寂感"、"诚"、"明觉"等问题作些比较探讨。

王畿与聂豹关于本体良知之辩──兼对牟宗三先生《致知议辩》一文的补充和商榷

王畿与聂豹的“致知”之辩，涉及王学的良知是否为心的最高本体和能否起主宰作用的根本问题。两人在“先天心体”，“已发未发”、“寂感”、“诚、“乾知”、“自然之觉”、“知爱知敬”等七个方面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这次辩论，说明王阳明卒后仅十年左右，王学即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也反映了朱学复兴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