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聂树斌案看“疑罪从无”如何服众

聂树斌案再审以疑罪从无的方式判决无罪后,依旧存在一定"只是法律无罪,可能事实有罪"的"聂树斌可能是真凶"之观点。部分民众的不理解,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疑罪从无在说理服众方面的欠缺。在一个对客观真相孜孜以求的国度之中,真凶尚未归案是疑罪从无难以服众的表面原因,对无罪推定的误读才是疑罪从无难以服众的根本原因。既要以个案为载体加强释法说理工作,更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之际明确写入无罪推定原则,真正使得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令人信服。

明代医家聂尚恒实地调查记

聂尚恒,明代江西清江(今江西樟树)著名的医家,其在儿科痘疹和治痢方面,发前人所未发,成效卓著。为了解聂氏的生平,澄清疑问,发掘其宝贵的医学思想,实地探访江西省图书馆、江西樟树市政府史志办、樟树市卫生局、樟树市药都公园以及聂尚恒故里:江西樟树市永泰镇大观村,获取文字、实物方面的新史料,对于聂尚恒的生年、籍贯、著作中存有的疑问一一澄清,并详细记叙聂尚恒雕像及故里寻找族谱的实况。

新媒体传播对法治建设的促动及其相关风险——基于“聂树斌案”的思考

法治建设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新媒体传播在维护正义、促进立法、监督司法、推动普法等方面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聂树斌案"为引,从传播学视角出发,着重论析新媒体传播对于法治建设发展的促动作用,并提醒人们重视新媒体参与法治建设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从聂树斌案看溯因推理在侦查思维中的应用及修正

溯因推理作为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并列的推理模式,虽然得出仅仅是可能存在的结论,但其是在侦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推理模式。侦查人员在初查阶段往往难以确定侦查方向、发现侦查线索,必须在侦查思维中运用溯因推理的推理模式,作出侦查假设以明确侦查方向,通过查找相关证据作出该侦查假设是否符合案件事实的判断。聂树斌案件的真凶再现,表明了溯因推理应用于侦查思维的过程不是得出必然结论的过程,若要在溯因推理的指导下得到唯一性的结论,必须运用溯因推理的修正拱形知识引导侦查思维。

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判决评析

基于"聂树斌案件"的裁判文书,本文指出冤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刑事司法轻视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而过于注重供述。与此同时,本文认为这一裁判文书判决要旨的法治意涵,在于关注证据的证明力,尤其是倡导证明标准的明确化。

从“案件”到“事件”:作为媒体事件的重大社会新闻报道研究

文章以“聂树斌案”系列报道为研究对象,探究该案如何从一起典型的刑事冤错案,逐渐转变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体事件。研究发现,“聂树斌案”的意义转变与媒体报道引发的舆论关注存在一定关联。主流媒体参与报道,借助司法政策调整,将其界定为司法主动纠错、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典型案件;同时,媒体自身报道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意义转换;网络直播等扩大了公众对案件的理性认知,促进了媒体与司法在互动中开展合作。

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防范与纠正——基于聂树斌案的思考

聂树斌案再次引发各界对于刑事冤错案件的警醒与反思。鉴于冤错案件成因的复杂性,应当秉持立体化思路,从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以及法律适用等"多重面向"完善冤错案件的防范与纠正机制。在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基础上,应当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法律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探索启动模式的法治化转型,并明确刑事诉讼法适用遵循"从新兼有利"原则。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刑事冤错案件的程序法分析——以聂树斌案为例

聂树斌案具有我国刑事冤错案件成因的共性,即公安机关违法获取虚假的认罪供述,进而编造所谓有罪证据,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仅进行形式化的审查与审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接力协作,法定制约关系下的层层把关沦为关关失守,可谓共同铸成冤错。为了预防冤错发生,需要废除分工负责关系原则,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聂树斌虽获改判无罪,但该案的申诉审查、申诉复查、再审程序均值得检讨。已决案件因发现新证据而出现重大疑点时,如权利人提出申诉,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为了有效纠正冤错案件,应当完善申诉制度,发挥再审程序的救济功能,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责无旁贷,应承担起最高的法律责任。

无证据概念的个案导入:以聂树斌案为例

聂树斌案复查再审的艰难并非理论偏误所致,但是为迎合司法实践提出所谓的聂树斌有罪和无罪"四六开"的概率论解释,反倒成为聂案各方各取所需的借口。通过"无证据"概念的引入,案件事实论证的成立与否可以转化为有、无证据的真相判断。对于所谓"证据确实充分"的已决案件,即便是因为真凶出现的偶然情形被认为的是错案,亦需要重新审视曾经的"证据",这并非是以一个糟糕的论证代替另一个劣质的论证,而是要深入到糟糕的论证细节之中,将曾经的不确实、不充分的、非法获取需要排除乃至虚假和捏造的"旧证据"还原为"无证据",同时运用"新证据"把"旧证据"证伪为"无证据",才能跳脱所谓的既有罪又无罪的概率论陷阱。

基于聂树斌案件判决的三段论推理规则

在法学研究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对逻辑规则、规律和原理的遵循能够确保思维结果的必然性。就这个意义上而言,聂树斌案件的出现绝非偶然。法院做出判决的过程是个三段论推理的过程。然而,从犯罪嫌疑人的确定开始,主观臆断就破坏了三段论推理的规则。之后,能够对聂树斌案件提供具体情况的各种证据充当了这一推理的小前提;这些充斥了或然性因素的证据既不能令基本事实清楚,也不能让基本证据确凿。于是,这些或然性因素不但破坏了小前提应该具备的客观性,更导致了推理结论的最终错误。